跨境追赃未定罪资产没收国际法律规则的流变

未定罪资产没收主要是指不以定罪为前提而进行的没收。作为跨境打击洗钱、腐败、恐怖主义犯罪以及追缴犯罪资产的重要的手段,突破了以追究“人”的刑事责任为基础的传统规则,形成了相对独立且仅针对“犯罪资产”进行没收的特别规则。《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率先确认并在国际社会大力推行未定罪资产没收国际法律规则。不过,该公约没有因循守旧或固守单一的法律传统,而是努力超越单一的法律传统,设置原则性的弹性规范,倡导将未定罪资产没收作为所有国家跨境打击腐败犯罪的超越体制差异的工具,默认各司法管辖区可能出现的阻碍未定罪资产没收实施的差异性立法与司法,并未强行要求完全统一化。随着各司法管辖区对未定罪资产没收国际法律规则的认可与实施,该规则在当前国际社会的发展变革逐渐呈现出正当化、普遍化、交叉化、多元化等走势。

未定罪行贿违法所得没收之诉的建构

长期以来,对于已发现的行贿案件,监察机关基于监察策略和查办受贿犯罪效率的考虑,对部分行贿人并未立案追诉。然而,无论是特别没收制度抑或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皆难以对未定罪行贿人获利的行为予以有效规制。因此,有必要创设一种对未定罪行贿人违法所得进行单独没收的诉讼程序。

中国未定罪没收制度证明标准探析——比较法视野下的考察

我国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设立的未定罪没收制度与美、英、加等国的民事没收制度性质、功能相同。美、英、加等国认为民事没收程序属于民事程序,故适用民事诉讼中通行的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没收程序虽属于刑事诉讼程序,但具有民事诉讼的属性,故我国未定罪没收程序也应当适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该证明标准既与没收程序的属性相符,又做到了对公民对物权的合理保障,还有利于打击贪污贿赂及恐怖犯罪等立法意图的实现。

追缴未定罪腐败行为所得的刑法实质解释研究

传统以定罪为前提基础的刑事责任承担模式在追缴腐败所得方面遇到了重大困难,相对于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的修改,现行刑法仍然固守原有条文理解,尤其是涉及追缴未定罪腐败行为所得更是受到直接的刑法规定形式制约。为彻底完全地对腐败行为进行追责,同时也为全面履行有关国际条约与双边协定的规定,需要对现行刑法第64条、第191条等有关条文进行合理的实质解释,确立对未定罪腐败行为所得的保安处分机制,在将来条件成熟时考虑对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