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空猥亵”未成年人刑法规制的不足与完善

“隔空猥亵”行为隐蔽且持续,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且示范效应明显,容易引起群体效仿。目前,对于“隔空猥亵”行为的规制,学界在其侵害法益、出罪事由以及是否需要规定为具体罪名等方面存在争议。事实上,“隔空猥亵”行为已经类型化,可增添网络实名认证来锁定隔空犯罪主体,并对不同行为进行分类以准确确定罪行,配置刑罚。针对现行刑法不能完全规制的元宇宙“性侵”行为,刑法需要增设“网络性侵罪”,规制包括“隔空猥亵”在内的利用网络和现代科技进行的违法行为。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实践问题与完善路径

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求,继续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体系将是一项重要且需长期执行的工作。就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现状而言,目前仍然存在主导力量缺乏、配套实施细则缺位、处遇层级区分不完善、分级矫治效果有限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儿童利益最大化、教育保护、调查先行、责任个别化和可恢复性五项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建设专门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工作队伍、细化分级处遇的必经程序和判断标准以及推动处遇措施的专门化。

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刑法保护——对我国《刑法》第236条之一的立法论思考

我国刑事立法对未成年男性的性权益保护存在不均衡、不完整情况。并且学界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益尚未达成共识,致使对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保护并不完整。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身份以及以性别不同为基础的心理差异,家长主义应当介入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保护。根据平等原则以及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加强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保护具有必要性。为实现对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周延保护,首先,应将身心健康作为被性侵未成年男性的首要法益;其次,应扩充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犯罪对象,将男性也纳入本罪保护范围,并将年龄保护区间扩大至14周岁到18周岁;再次,还需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猥亵罪,以完善对未成年男性的保护;最后,应强化未成年男性保护行政、刑事衔接,凝聚法治保护合力。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等”外探索

概述了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现状及受案范围狭窄、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分析了受案范围立法和其扩张的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总结实践探索的经验;阐释受案范围扩张的必要性。指明受案范围扩张要抓住公共利益的“公共”本质、以未成年人利益受侵害为底线、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工作优势。采用“列举+概括”的方式,列举了重点领域解决受案范围的实践难题。

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 助力全球规则发展

人类社会正快速迈入数字时代,网络在给未成年人提供学习、娱乐、社交等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违法和不良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沉迷以及网络欺凌等新风险。如何构建符合数字时代要求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如何破解时代变迁引发的全新命题,对世界各国以及全球治理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我国在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时增设了“网络保护”专章,国务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24年1月1日实施,上述法律法规不仅奠定了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也对国际社会探索数字时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中国领域法模式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改革依附型体例的局部完善及其被动适应成人司法的整体格局,已然难以满足新时代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诉讼要求。以领域法重新定位未成年人司法,有利于塑造其综合属性和开放思维,更好吸纳涉未成年人部门法规范的知识,全面涵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司法诉求,提升未成年人特别诉讼措施的实效,接纳专业知识融入诉讼等。因此,需要以领域法思维对不同部门法框架下涉未成年人司法职能进行重组,从线索发现、证据收集使用、办案流程等方面强化诉讼程序衔接和司法职能整合,推动形成更符合未成年人主体地位的一体化诉讼体系、建立健全功能主义的统一性未成年人司法模式,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成年人司法自主发展之路。

岚皋全额保障未成年人保护经费

2023年,岚皋县财政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把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工作列入单位重要工作安排落实,保证未成年人保护经费的全面落实。一是领导高度重视,精心安排部署。岚皋县财政局成立以分管领导为组长,以预算、经建、教科文、社保等股室为成员的未成年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并负责未成年人保护经费安排协调工作。二是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立法背景、思路与逻辑

为解决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新问题,细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既有规定,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成熟经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应运而生。在立法理念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与儿童保护的国际条约相衔接,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指引下,突出社会共治,强调发展与保护并重,注重与其他法律规范的衔接协调。在逻辑结构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通过打造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平台责任共同体,汇聚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与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合力,在明确头部平台特殊责任、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保护、提倡全民共治理念等方面都有所创新。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的企业合规实践与制度完善

我国法律法规要求互联网企业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合规体系,但实践中这项工作仍在改革试点中,还不够规范和成熟。互联网企业作为合规义务的履行主体,承担着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防止其沉迷和内容审查等义务。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互联网企业应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区分对待原则和比例原则。目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合规体系建设存在合规依据和监督主体零散、行政合规和刑事合规体系割裂、青少年模式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发布多部门合规指引和各部门典型案例,建立行刑衔接的合规体系,以未成年人模式替代青少年模式。

刑民交叉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司法困境及消解

近年来虽然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总量有所下降,但低龄未成年人和性侵受害案件依然有所增加。在涉少的民刑交叉案件中,应当根据《联合国保护儿童权利公约》所引申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双向保护和国家亲权三项原则,结合域内外有益司法经验,通过对现行法律规范的分析构建起多层次、多维度的未成年被害人民事权利保护体系,形成未成年被害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规则。并从未成年被害人民事权益的保障角度出发,将民事法律纳入到刑事司法程序的射程内,依职权探知未成年被害人所遭受的民事权益侵害,并履行司法机关的释法义务,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才能全面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

青年发展视角下未成年人专门教育制度机能的反思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为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青年发展提供纲领性依据,提出“建立针对有严重不良行为和涉罪青少年进行教育矫治的有效机制”的发展目标,并将“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作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域的主要措施之一。为了实现上述发展目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专门教育制度设计了替代刑罚、犯罪预防和国民教育三个机能。以“目的—机能”为框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的专门教育制度正面临着对刑罚的替代乏力、对犯罪预防的认知偏差、对教育义务的履行困难等三方面的问题。完善未成年人专门教育制度,以《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所确定的发展目标为指导,构建保护处分的行为体系和处遇体系刻不容缓。具体而言,应当回归罪错语境,提高刑事责任年龄,将青年发展政策法治化,尽早出台《专门教育法》,从准入程序、教育主体、教育形式等方面进行系统优化,以走出“矫正失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刑罚扩张—矫正失败”恶性循环的怪圈。

困境与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社会学分析——以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为视角

法律与社会发展不可分离。未成年人保护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法律虽为社会控制的高级手段,亦不可脱离社会独自发挥作用,需与道德规范、社会价值观、文化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互为表里。从法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多种实践价值,但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固有思想观念,致使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缺乏精神动力,阻碍了该制度在实践中的顺利运行。应从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关注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加强社会控制、培育和塑造现代公民等方面,借助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化解思想观念冲突,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困境,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在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实效。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蓝图——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四)

随着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未成年人成长面临着新的风险与挑战,急需构建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规范体系。文章从人才发展、AI向善和人机共融视角出发,构建了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体系模型:“技术内容规范”将基础性、时代性和价值性三个维度的知识结合在一起,旨在从核心素养的角度规范学生能接触到的人工智能技术内容;“技术工具规范”围绕可用性、适用性、安全性、价值观对AI学习工具的设计、开发和应用全过程提出规范要求,旨在从应用监管角度保障未成年人的使用体验;“技术伦理规范”基于以人为本、公平公正、安全可控原则,对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提出要求,旨在从安全伦理角度促进未成年人、社会、自然和人工智能的和谐共处。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实践基础与制度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致采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被收养人/未成年人)”表达范式,由此整个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贯通性的基本原则,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该原则同时具有承继国内法治实践和转化国际公约义务两个向度。对解释文件和司法数据的梳理表明,当前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呈点阵式分布,存在覆盖不足、标准不一、机械援引等问题。对照国际规范体系,厘清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权利要义、制度约束、效力层级和程序保障有助于为我国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注入系统、辩证和自洽的制度理性,进而通过权利本位明晰化、权益认定规范化、个案研判独异化和保护机制协同化,将这一中国特色表达深化为中国特色实践。

风味剂对未成年圈养大熊猫摄食竹叶的影响

为了探究未成年圈养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选择性摄食的风味机制,根据未成年圈养大熊猫摄食行为特点、熟悉的食物香气和喜欢的食物味道,自主研制出一种未成年圈养大熊猫的专用风味剂。经专业人员的嗅感和口感品评,该风味剂可以改善未成年圈养大熊猫所食竹叶的主要气味和味道。2022年6月—2023年3月,用刺黑竹(Chimonobambusa purpurea)、斑苦竹(Pleioblastus maculatus)、金佛山方竹(Chimonobambusa utilis)和八月竹(Ch.szechuanensis)的竹叶饲喂7只(3,4♀)1.5岁段(15~20月龄)圈养大熊猫幼仔、6只(2,4♀)2.5岁段(27~30月龄)和6只(3,3♀)4.0岁段(45~52月龄)圈养大熊猫亚成体。试验组竹叶喷雾风味剂,对照组竹叶不喷。试验期间,每天早饲和午饲时段各进行30 min的饲喂试验并相互交换两组竹叶所放位置。通过未成年圈养大熊猫的自由选择摄食试验及其摄食过程的录像回放,观测试验组和对照组竹叶的摄食先后顺序、最长连续摄食时间、摄食总时长、摄食竹枝数量和竹叶摄食量。结果表明:(1)风味剂可显著提升1.5岁段受试大熊猫幼仔最先摄食次数的占比;(2)风味剂可显著增加1.5岁段和2.5岁段受试未成年大熊猫摄食竹叶的最长连续摄食时间,平均增加率分别为339.32%和102.59%;(3)风味剂可显著增加1.5岁段和2.5岁段受试未成年大熊猫摄食竹叶的总时长,平均增加率分别为310.45%和129.91%;(4)风味剂可显著提高1.5岁段、2.5岁段和4.0岁段受试未成年大熊猫摄食竹枝数量,平均增食率分别为186.20%、80.87%和103.12%;(5)风味剂可显著提高1.5岁段、2.5岁段和4.0岁段受试未成年大熊猫摄食竹叶量,平均增食率分别为154.21%、118.02%和109.77%。因此,专用风味剂可以增强竹叶对未成年圈养大熊猫的诱食性,具有显著的增食竹叶效果。

未成年人信息权利保障研究:内容、维度与实现路径

文章围绕未成年人信息权利保障,探究未成年人信息权利的内容、维度、制约因素、责任主体及实现路径等问题。基于文献检索及两轮筛选获得211篇中英文文献,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对文献内容进行编码与文本分析。研究发现:未成年人被视为整体和细分群体,其信息权利包含信息获取、信息利用、信息安全、信息环境等7项;制约因素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个体生理心理3个方面;保障体系的构建需要政府、公共文化部门、企业、立法司法机关、家庭、学校等多责任主体的参与和协作。

我国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的问题及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是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必备要素,监护困境未成年人是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中较为典型的研究对象。自2015年《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生效实施后,我国从监护侵害案件入手,从规范和实践层面开启了对未成年人保护案件专门处理程序的探索。但由于程序主导机关不明确、个案处理程序不完善、监护干预体系薄弱等问题,我国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效果不佳。为统合现有的司法、行政、社会力量,实现各方资源的良性衔接与长效运作,我国现阶段宜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中心,包括发现报告、筛入响应、临时安置、调查评估、结案安置五个阶段在内的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

“挽回——融合”: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研究

社会工作服务已经成为开展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工作的重要力量,但已有研究呈现出对服务对象生活世界忽视与割裂的倾向,将未成年人从其原有的生活境遇中抽离出来,将不同的支持系统割裂开来,这样一来就难以保障矫治工作有效性的持续发挥。本研究从情境性和能动性视角出发,以社会分层为基本理论视角,沿着“身份—社会分层+社会支持—生活境遇”的分析框架,探索更具全面性、过程性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研究发现,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生活境遇集中表现为“入坑”,即未成年人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后,社会地位下降,进而面临滑入下一社会阶层(“入坑”)的风险。而社会支持的无效、越轨亚文化的引力与社会排斥的压力,构成了其在“坑”中的生活境遇,使得未成年人难以自拔。据此,研究提出了“挽回—融合”式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社会工作服务模式。这一模式分为挽回和融合两个阶段,挽回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未成年人回归原有社会阶层,融合阶段的主要目标则是促进未成年人与回归的社会阶层实现良好交融。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经常提及的挽救与融入相比,挽回与融合具有更多能动性视角和包容性的环境力量。挽回强调未成年人的自愈力和主体地位,社会工作者主要作为陪伴者,着力激发其内在生命力量;融合则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双向奔赴”,社会工作者从个体与社会两个方面共同着力,促进回归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

底龄未成年人重罪问题的规范分析与价值判断

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底龄未成年人涉嫌法定重罪的,应当激活《刑法》第17条第3款之规定,区分底龄未成年人重罪问题的个案处理与类型事实处理两个方面,并分别从规范分析和价值判断着手。对《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的两种犯罪应当采取行为说,对其规定的“情节恶劣”应当采取“整体的评价要素”说,对“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应当理解为程序性核准为主、兼顾实体性核准的法定程序环节。未来应当完善重罪底龄未成年人的量刑规则,应在条件成熟时删除对其减轻处罚的规定,减少基准刑下降幅度;强化监护义务刑事责任化的规制完善,条件成熟时可增加拒不履行监护有关罪名;同时建立健全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早期预警与分级干预机制,形成底龄未成年人重罪预防与治理协同体系。

平台视角下未成年人发展权与网络受保护权的平衡进路

信息时代,在兼顾未成年人网络受保护权的同时,保障未成年人的发展权是普及数字红利、推动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举措。《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发展权与网络受保护权平衡保护的理念,但未成年人“产品化”、未成年人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单一化和低质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的高风险化、未成年人社会形象的污名化与人格矮化等问题依然突出,平衡保护目标的实现存在诸多阻碍。为实现未成年人网络使用和保护的平衡,关键要牵住平台的“牛鼻子”。平台应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坚持“内严外宽”的平衡进路,为未成年人营造出宽而不松的网络环境,并遵循普遍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限制超量冗余和分级分龄保护的保护思路,构建起未成年人发展权与网络受保护权平衡保护的整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