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代理家长”工作制度实施现状分析及存在的问题

“代理家长”机制的建立，有助于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帮助其理解刑事诉讼的方式和程序，安抚、缓解其紧张、焦虑和抵触情绪并起到了对司法进行监督的作用，做到了司法庄严和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但是，目前我国“代理家长”制度也存在种种问题。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定代理人制度之探析

未成年人社会经验不足,法律知识欠缺,自身的保护意识和防御能力不强,弱势地位明显,在刑事诉讼中更为需要关照和保护。法定代理人作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对于维护未成年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配合司法机关推动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立法已经确立了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制度,但由于相关条文甚少,内容含混不清,有些条文又彼此矛盾,所以该制度的应有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本文在研究现行法律文件的基础上,对完善刑事诉讼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析。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逻辑结构与规范路径

2022年3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再次向公众征求意见,并专门设置第四章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进行了专门规定和详细阐述,提炼和归纳了现行有效的相关条款,满足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求,拉开了我国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序幕。但是,现行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仍存在着规范之间的适用冲突、个人敏感信息界限不明、知情同意制度形同虚设等问题,并未充分贯彻“赋权与保护”原则。针对潜在风险,我们应当在坚持统分结合的立法模式下,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为蓝本,结合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状况合理界定敏感个人信息范围,对信息处理者获取知情同意权的方式进行具体的规制,并试图以诉讼代理制度弥补监护人制度的不足,以期更全面地维护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权益。

论未成年人民事诉讼制度

由于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诉讼行为能力,因此在当前的法律制度下,其所有诉讼行为,包括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行为必须通过法定代理人来实现,因此诉讼代理人的人选实际上是由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来决定。但由于我国对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的确定方式相对简单、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人利益表达渠道的过度垄断、未成年人民事诉讼法律援助较为薄弱,这就迫切需要对现有的法律制度予以完善,以更好地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加以保护。

家事审判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研究——以未成年人指定代理人为视角展开

家事审判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应以指定代理人制度为补充,其适用需遵循比例原则且具有后置性,并以该未成年人与其法定代理人有利益冲突为指定前提。我国现有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主要是依托于监护制度而产生的法定代理权,但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权益受损的情形并不能周延(实质层面)的涵摄入此种救济范式。基于国家亲权理论,未成年人指定代理人制度具有学理正当性,以未成年人与其法定代理人存在利益冲突为逻辑起点,立足于程序正义,实现未成年人权益救济制度之补充构建。

民间法律援助与未成年人保护

法律援助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司法和国家政治领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本文拟在总结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实践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领域内的工作的发展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做好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工作

最近,党中央正式印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在全国范围兴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为了进一步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动引向深入,取得新的成效,我们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青少年健康成长”这一主题,多角度、多侧面畅谈自己的观点、认识和学习体会,供青年工作者和广大青年朋友在学习时参考。

未成年被追诉人法定代理人在场制度的困境及对策分析——基于《刑事诉讼法解释》的修改

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追诉人法定代理人在场制度在法律和实践层面均存在诸多问题。法律将未成年被追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定位为权利保障者,但在司法实践中其往往成为公权力机关权力行使合法性的见证人;法律规定法定代理人享有申请回避、法律援助等重要诉讼权利,但缺少实质性诉讼权利予以支撑,从而出现悖离困境。在法定代理人在场制度改革中明晰其处于辩护地位外,应进一步赋予其实质性的诉讼权利,以完善刑事案件法定代理人制度体系。

电视暴力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随着电视这种大众媒体的发展和普及,电视暴力日渐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话题。近年来,一些关于电视暴力的研究和文章也不断涌现。许多国家,出现了电视分级制度,来控制电视暴力的影响。然而,这个问题仍在持续,现如今,不但正常节目中包含暴力,连一些宣传片和商业广告也在使用有暴力内容的镜头。

推行“代理家长”制度，关心留守学生成长

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留守学生的教育状况令人堪忧。推行“代理家长”制度可以填补留守学生家庭教育的空缺。要建立“代理家长”联系网络，确定结对帮扶小组；通过主题教育活动促进留守学生进步成长；“代理家长”要强化与留守学生的沟通；“代理家长”要加强与亲生家长的配合。

深化和完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指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在法定代理人因故不能到场的情况下，可以有一名恰当的成年人（如教师、社工等）在场的制度。合适成年人是为未成年人在接受公安、司法机关审讯时提供帮助的，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非司法人。其作用是让合适成年人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监督司法公正；

讯问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相关问题探讨

河北省高碑店市院成立未成年人检察科一年多来．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数十件，从已办理案件来看，执行讯问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时经常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结合实际，认真分析研究解决，提出一些意见。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应探索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我国《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下称《规定》）中第10条、第17条明确规定,在审查批捕阶段以及审查起诉阶段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告知法定代理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的调研报告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该条对于法定代理人到场由“可以”改为“应当”，实现了强制性的要求，同时扩大了到场人员的范围，为法定代理人以外的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即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但是该条所体现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还很不完善，有必要全面审视和予以完善，以便充分发挥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职能作用。

嘉定区检察院研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听取意见制度

＂未成年人审查逮捕听证程序是否可以进一步细化？＂＂法定代理人是否可以属于附条件不起诉听取意见对象的范围？＂11月20日,上海市嘉定区检察院邀请区政法委、团区委、区公安分局、全市检察机关未检部门及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共同就新刑事诉讼法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听取意见的立法背景、基本要求和价值内涵等议题进行了研讨,并对该院起草的相关制度征求了与会人员意见建议。

家长能随便处置孩子的“压岁钱”吗?

对于孩子们来说,春节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拜年时收“压岁钱”了。但不少孩子都有着“压岁钱”被家长“保管”的经历。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太小,“压岁钱”理应归家长支配。那么,家长能随便处置孩子的“压岁钱”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探讨

近几年来，我国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制度日趋完善，特别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的颁布施行，为进一步规范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但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

肇庆市端州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特邀诉讼代理人”制度全面启动

5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立足检察职能，强调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全覆盖”。5月29日，在今年“六一”前夕，肇庆市端州区检察院联合端州区法院、公安、司法局、妇联、关工委、团区委等七个部门。

澳大利亚的合伙法律制度(上)

澳大利亚的合伙立法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1890年,英国通过《合伙法》.之后两到五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各州在参照英国合伙法的基础上,先后通过了自己的合伙法,此时,澳大利亚联邦尚未成立,各州还是英国的直属殖民地.1900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根据联邦宪法的规定.联邦议会不对合伙拥有立法权,合伙立法权属于各州,因此,各州的合伙立法没有受到联邦成立的影响.直到今天,合伙法仍然属于州法.

谈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兼谈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的完善

法定代理人参与制度是传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该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最致命的缺陷是，在很多情况下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即其父母或监护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或不宜参与。通过引入一个范畴更广的新术语——“合适成年人”（appropriate adult）来代替“法定代理人”，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