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考察分析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典型案例,发现学校强制报告制度存在义务主体范围不明、受理部门不清、责任机制难以适用的问题。制度的完善首先要明确义务主体囊括所有工作人员且责任需落实到个人,可通过线索归口管理制度强化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可操作性。应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以实现案件的统一受理和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综合性保护。责任机制方面应取消“造成严重后果”的条件,细化行政责任、审慎追究刑事责任、引入民事责任。

侵害未成年人强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制报告制度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存在隐蔽性高、熟人作案等特征,导致此类案件发现难、取证难。2020年5月,最高检联合国家监委、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强制报告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确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2021年6月1日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相关单位及工作人员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从法律层面确认了强制报告制度。

论未成年人性侵害防范教育的责任主体缺位

媒体曝光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不断增多,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对未成年人进行性侵害防范教育刻不容缓。各项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性侵害防范教育的责任主体,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严重的责任主体缺位现象,尤其是作为主要教育责任主体的教育行政部门严重缺位与不作为,导致普遍的未成年人性侵害防范教育缺失。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发挥部署、协调、管理与监督作用,创造条件,赋予学校与家庭实施预防性侵害教育的能力,在保护儿童免受性侵害的系统工程中发挥预防与教育作用。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刑法拟制问题研究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法律拟制本质上属于法律类推,两者分别侧重于立法和司法。司法解释中的拟制规范也属于法律拟制,刑法拟制规范包括立法拟制和司法拟制两种类型,后者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应予以肯定。我国有关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包含着拟制规范和注意规范,应注意将两者加以区分。刑法拟制是类型思维的具体表现,拟制构成要件与基本构成要件之间具有相当性和均衡性。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拟制构成类型主要包括三种:一是未成年人性自主决定与性健康保护法益的拟制类型,如性自主决定年龄阶段的设定、性侵害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未成年人性健康法益的分层保护等问题;二是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害犯罪的拟制构成,如受照护未成年人性自主决定的拟制保护、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害行为的拟制规范;三是强制猥亵他人、猥亵儿童犯罪的拟制构成,通过认识和把握对猥亵犯罪所侵害法益的拟制规范,可以将猥亵、强奸等相关罪名加以区别。新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强奸、猥亵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从重或加重处罚情节,包括奸淫幼女适用“较重的从重处罚幅度”的情形、强奸未成年人、奸淫幼女“情节恶劣”“在公共场所当众”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加重情节,都涵摄着刑法拟制规范,应在司法适用中针对其中拟制不当的情况加以限制。

如何发挥社会控制在防控西南地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作用

西南地区地处偏远,部分区域经济欠发达,教育水平相对落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人具有社会关系松散、流动性大,受教育水平低、自我控制弱化等特征,这些地域性特征使得西南地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高发、频发态势。在当前法律保持高压打击的情况下,犯罪上涨趋势仍然不减,在这种困境下,可从社会控制角度出发,强化社会组织性与凝聚力,建立社区、村寨预防制度;注重家庭与学校教育对个体自我控制形成的影响,使非正式控制与正式控制能够共同发挥作用,达到防控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的响应处置机制:域外经验与完善路径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确立,一些国家和地区亦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报告后响应处置机制。我国自2020年正式确立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后,实践中暴露出响应处置方面的不少问题。域外的制度和实践可以为完善我国强制报告制度响应处置机制提供启示,即按照“线索接收—初步核实与筛选—进一步评估与分级分类处理—综合评估与服务安置—案件跟踪与监督”的步骤对报告的线索进行响应处置,以及时介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并提供有效保护。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及落实机制研究

建立和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体现和落实“国家亲权”,是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举措。实践中还存在报告义务人参与性不强、保障措施单一、救助机制不完善、缺乏有力的追责机制等问题。提出重视宣传提高知晓度、细化报告义务人的责任追究和奖励措施、完善对报告义务人的保障、构建综合救助体系和重视教师群体履行义务等建议。

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检察路径探索——以甘肃省M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涉未成年人案件为视角

落实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构建“六大保护”体系方面协调发力,针对涉未“四大检察”融合度不高、各职能部门协作不够、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要树立现代化全面综合司法保护理念,加强跨部门协作,凝聚民政、妇联、共青团、关工委等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形成多方保护合力,强化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共同推进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体系建设。

“排除合理怀疑”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高度隐蔽性,存在取证难、认定难的问题。强化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精准打击是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保障。以实证角度分析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明标准的现实困境;在分析“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深入探究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据短缺产生的司法实践问题;探索运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案件的证明标准,利用高度盖然性弥补绝对确定性事实认定所带来的僵化评判标准导致的定案困难问题。可从完善案件发现机制、建立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传闻证据适用规则、构建特殊专家辅助人制度、引入被告人品格证据四个方面对证据基础进行完善,以促进“排除合理怀疑”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适用的完善,从而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实现精准打击犯罪、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司法目标。

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处置机制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处置机制要求受理部门接到报告后立即受理、处置,并及时反馈案件进展。《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为强制报告制度的处置机制提供了规范指引,实践中各地处置流程逐渐细化,但是仍然存在受理部门的规定混杂、报告方式单一且缺乏统一的报告渠道、处置流程混乱烦琐等问题。为完善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处置机制,可以适当借鉴域外国家(地区)的经验,明确受理部门,统一报告渠道,增加报告方式,并进一步规范处置流程,确立受理报告和核实调查、分类处理和差别响应、分级评估和干预处置3个步骤。

性侵害未成年人等犯罪的从严评价体系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范围应当包括色情犯罪领域。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从严评价有罪名独立、入罪和缓、加重处罚、从重处罚、处遇从严五个视角。应当根据刑法规定、司法文件对从严视角进行系统归纳,并在性侵害犯罪领域内部进行司法推广和立法完善,然后结合国际公约要求将从严规则体系延伸至其他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以此提升法律适用能力和完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保护体系。

儋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强制报告制度”守护未成年人保护安全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多次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2021年6月开始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强制报告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

论监护侵害未成年人与监护人资格撤销的刑民程序合一——以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为切入点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为同时解决监护侵害案件中的犯罪认定与监护人资格撤销提供合一的程序平台。这种刑民程序合一的处理契合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和撤销监护人资格非讼程序特征,还可以探索国家干预未成年人监护事务的新路径,推动国家责任理念在司法层面的落实。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专业化优势与实践探索为适用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处理监护侵害案件的刑法和民法问题提供了现实基础。应当在扩大附带民事诉讼适用范围的前提下设置相应的程序,完善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前置程序并细化撤销后的配套措施。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理基础与规范逻辑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后备力量,其身心的健康历来都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在实践中,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后“不能告诉”、加害人“不愿告诉”、旁观者“无义务告诉”的局面严重妨碍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和救济。强制报告制度的引入有力地破解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隐蔽性高”“发现难”的顽疾,其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通过法理分析可知,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不仅贯彻了国家亲权主义的理念,落实了平等保护的基本人权观,更是对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忠实践行,因此其具备充分的法理正当性。通过对域外国家成熟经验的考察发现,各国强制报告主体的涵盖范围较广,强制报告内容的分类较为科学、具体,对未履行报告义务的主体责任追究更具威慑力,同时对善意报告者的保护和责任豁免的考虑也较为周全。域外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从规范维度厘清强制报告的主体、内容及未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

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基于中外比较的制度建构

我国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的制度建构已经形成具有本土色彩的制度底色,包括基于自身的社会治理能力、社会文化、组织力量。与之相比,该制度在域外已有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根据美澳等国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中的正负反馈,结合本土社会实际,应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其中,限定义务主体、扩张义务内容、依靠检察系统是值得坚持的本土路径;明确责任后果、突出个体报告义务需要借鉴美澳等国的经验;类型化实施主体、明确报告范围则是需要通过立法予以完善的远景目标。长远来看,完善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的运作程序,需要专业化的独立机构,但也应当注重现实路径,发挥检察系统促进制度建构的过渡作用。

试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完善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自检察机关推动建立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以其广泛的覆盖范围、严格的执行要求、强力的保障手段,对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实践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强制报告制度功能价值的发挥。本文从检察机关办案实务出发,通过对域外强制报告制度的比较研究,探究梳理建立强制报告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过程,深入分析制度落实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结合司法实践和检察实务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对完善中国特色强制报告制度有所裨益。

性侵害未成年人“一站式”办案体系的构建

近些年来,曝光在公众视野下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数量越来越多,要求加强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呼声也愈发高涨,如何更好地保护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成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方向之一。统计数据显示,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具有隐蔽性强、多熟人作案等特点,使得司法实务中解决该类案件存在发现难、介入难、联动难、取证难、救助难等现实困境,因此要将域外经验与本土化实践探索相结合,从案件介入、调查取证、综合救助三方面入手构建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办案体系。

网络视域下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研究

近年来,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屡屡被媒体曝光,逐渐引起了社会关注。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隐案率高,且网友作案呈高发态势。对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五年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相关的36起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发现犯罪人与儿童的情感吻合度更高,且具有强烈的道德推脱信念感。在分析未成年人遭受网络性侵害的成因方面,生态系统理论可以提供有益启发。根据该理论对环境层次的划分,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层面提出健全家庭学校社会联合育人机制、净化互联网环境、建立健全相关立法体系、对犯罪人回归社会进行追踪以及完善被害人救济保护制度五个相应层次的对策,以建立立体防治体系,有效抑制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发生。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理分析与优化探究——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施为背景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强制报告的道德义务上升至法律义务,从而正式确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从法理分析可知,强制报告制度的设立彰显了家庭自治到国家干预、权利缺位到儿童独立人权、传统教养到儿童最大利益的三重转变,因此具备充分的正当性基础。强制报告制度实施迄今两年有余,在落地过程中仍然存在义务主体报告意识薄弱、受理部门混乱、责任承担缺失、处置流程虚置等适用困境。针对制度实施痛点,要增强义务主体报告意识、提升报告积极性,通过设置儿童专门权利保障机构,统一案件受理职责,并且明晰和细化报告处置流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询问检警关系探究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存在特殊性,传统检警关系模式难以有效保护被害人权益,亦难以保证侦查取证的质量。检警一体化、侦诉协作、检察引导侦查等三种检警关系模式各有优劣。结合检警关系理论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双重功能来看,应在检察引导侦查模式下明确“提出要求”和“临场监督”等具体内容。这样才能更好实现保护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与保证侦查取证质量两方面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