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大数据体系的构建

大数据的运用可以帮助解决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面临的专业问题、资源问题与机制问题,也有助于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精准保护和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重点预防,有助于提高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工作的效率。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的大数据体系的现实条件。应当更新理念,确立循序渐进、线上加线下和市域中心的原则,进一步提升数据质量和数据分析模型的精度,促进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未成年人司法实务的深度融合。应由政法委牵头,各有关单位通过网络联结成一个系统平台,相关业务流程按照专业化标准进行建设,并加强未成年人数据安全的制度建设。

乡村振兴视域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建设研究

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是给广大农民家庭带来幸福感和获得感,然而农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大大削弱了该目标的达成。一些农村地区成了空心村,传统家教家风和村规民约对未成年人约束力下降;虽然农村未成年人显性辍学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但“名在人不在,人在心不在”的隐性辍学问题较为突出;基层公、检、法、司部门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帮教、矫正还存在协同性不强的问题。西方社会控制理论认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手段同样重要,建议地方党委政府建立起“政府、司法、社会、学校、家庭”五位一体的乡村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将一般教育手段和重点帮教矫正手段相结合,专门力量和社会力量协同发力,有效减少农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的检视与完善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增长快、低龄化、暴力化等特点。在司法与社会层面,我国历来注重未成年人犯罪事后治理与事后预防,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前预防有所忽视。尤其是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多发,传统犯罪预防机制无法有效应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对此,应实现从“治罪”到“预防”的理念转变,构建未成年人大数据信息平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动态监控;系统优化各相关主体的功能,构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六大预防机制”。

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法律体系与司法体制的构想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以及侵犯未成年人的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和谐与长久稳定。这不仅关系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也关乎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对此,应当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从完善立法、改革体制、推进司法以及建立社会支持体系等多方面全面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犯罪预防。

论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及预防对策———以呼伦贝尔市某区为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未成年犯罪案件数量逐年增多,犯罪类型呈现多元化。2024年3月发生的“河北邯郸校园霸凌案”更是成为当前社会的焦点事件,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再次提升到重要位置。本文侧重以呼伦贝尔市某区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为切入点,分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提出运用大数据技术,优化数据库,提升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效能;通过“六大保护”措施,形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合力;将“适度惩罚”作为未成年犯罪预防的辅助手段,以推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惩治重点问题的工作报告

一、近五年青海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基本情况2019年1月至2023年12月,全省检察机关共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77件1448人。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检视及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关注的问题,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成效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未成年人犯罪频发,呈现低龄化且文化程度偏低、男性占比高且体表多有文身、结伙作案且案件类型集中、犯罪技术智能化且以本地作案为主的现状。造成该现状的客观原因包括犯罪预防机制不完善、行业监管机制不协同、控辍保学机制不健全、家庭教育监管不重视、学校教育管理不落实、就业指导帮助不到位,主观原因包括未成年人自控能力不强、网络负面信息识别不够、德法学习内生动力不足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生态系统理论具有内在耦合性。因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应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从以下维度提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策略:从宏观系统上强化犯罪预防机制、协同行业监管机制和健全控辍保学机制;从中观系统上强化家庭教育监管责任、落实学校教育管理制度、完善就业指导帮助机制;从微观系统上强化自控能力、强化绿色用网、强化德法教育等。

论对未成年人因网络游戏犯罪的预防

网络游戏的快速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未成年人因网络游戏犯罪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因网络游戏犯罪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从未成年人本身、家庭、社会、法律等层面找出未成年人因网络游戏的犯罪原因,以期从源头上预防、在过程中控制未成年人因网络游戏犯罪,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促进社会和谐。

平台视角下未成年人发展权与网络受保护权的平衡进路

信息时代,在兼顾未成年人网络受保护权的同时,保障未成年人的发展权是普及数字红利、推动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举措。《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发展权与网络受保护权平衡保护的理念,但未成年人“产品化”、未成年人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单一化和低质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的高风险化、未成年人社会形象的污名化与人格矮化等问题依然突出,平衡保护目标的实现存在诸多阻碍。为实现未成年人网络使用和保护的平衡,关键要牵住平台的“牛鼻子”。平台应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坚持“内严外宽”的平衡进路,为未成年人营造出宽而不松的网络环境,并遵循普遍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限制超量冗余和分级分龄保护的保护思路,构建起未成年人发展权与网络受保护权平衡保护的整体机制。

未成年人涉网犯罪检视及预防——以生态系统理论为视角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未成年人涉网犯罪频发,呈现犯罪主体低龄化、涉及罪名较为集中、犯罪形式多为“结伙式”共同犯罪等特征。造成该现状的原因包括: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存在弊端、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不到位、家校教育环境的不当与失误、自身个体性因素。由于未成年人涉网犯罪预防与生态系统理论具有内在耦合性,故以该理论为视角,并试从以下三个维度提出相应防治对策:宏观系统层面应健全完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体系、多措并举推动网络空间依法治理;中观系统层面应强化家庭教育监管责任、改革完善学校教育职能;微观系统层面则应着重构建个体“超我”意识、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违法性认识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虽然"三少年杀师案"在媒体上十分轰动,但刑法学人的冷静沉着值得肯定,其后的处理也有条不紊,且有章可循,这种反差的背后所隐藏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值得思考。在未成年人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和必要说之间强化刑法之前的部门法防线,变长期以来任意性普法为强制性普法,才有可能实质性地解决问题。否则在舆论哗然的背后不做实质性改变,等待的将是类似案例出现时舆论的再次哗然,而不变的却是未成年加害人的不幸命运,这是行进中的中国法治不应付出的代价。

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人职责之保障——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为视角

家庭问题是影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因素,而未成年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则是家庭因素中的基础和核心。我国相关法律尽管对家庭和监护人的职责有所规定,但相关法律责任制度并不完善,与之相应的对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并未建立,相关运作机制也存在诸多缺陷,使得对监护人职责的保障和惩戒难以实施。借鉴域外相关经验,应强化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监督和惩戒,完善对未成年人监护人职责的保障及干预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法发[2024]7号)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新时代新征程,全社会更加关心少年儿童的全面健康成长,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民法院肩负更重责任、面临更大挑战。为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防治工作,切实提升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水平。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中家长教育问题及建议——以江苏省的调查研究为例

以江苏为对象的调查显示,当前各级党委政府以及许多相关部门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的家长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在教育对象的覆盖面、教育方法的选择、教育内容的侧重、教育焦点的关注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建议增加社区家长教育功能,对家长进行分层教育,教育内容更侧重帮助家长意识到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和行为习惯比学习知识更重要,教育焦点应更关注婚姻家庭的稳定性。

强化预警防范 发挥联动合力 长子县公安局筑牢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火墙”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公安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建立了以“防”为主,“防、治、管、教、联”综合施策的工作模式,构建了“党委领导+公安牵头+矫治结合+综合履职”的层级体系。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监护人的责任和作用——兼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

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凸显家庭问题是对其影响的重要因素。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了家庭和监护人的责任,但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体系中,家庭预防始终是一块"短板"。应强化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监督、惩戒,对其教育应制度化、规范化,促进未成年人监护人认真履行职责,更好地发挥家庭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的积极作用。这是社会各个方面形成整体合力的基本前提。

我国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的问题及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是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必备要素,监护困境未成年人是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中较为典型的研究对象。自2015年《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生效实施后,我国从监护侵害案件入手,从规范和实践层面开启了对未成年人保护案件专门处理程序的探索。但由于程序主导机关不明确、个案处理程序不完善、监护干预体系薄弱等问题,我国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效果不佳。为统合现有的司法、行政、社会力量,实现各方资源的良性衔接与长效运作,我国现阶段宜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中心,包括发现报告、筛入响应、临时安置、调查评估、结案安置五个阶段在内的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

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的探索

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已然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当涉及未成年人案件时常牵动着大众的神经。然而各主体部门限于自身职能、性质、组织机构的特点,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呈现出执法乏力的情况。回顾2018年检察机关改革前,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在专业化机关发展、专业人员配备等方面虽有所成效,但尚未发挥出相对优势。在2018-2022年间,司法体制改革之际,检察机关在专门检察机构集中办理、检察机关队伍打造、协调工作的持续推进等工作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然而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深入改革的背景下,司法理念的落后仍制约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发展。因此,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在未来如何深入推进,应当以国家亲权理念和恢复性司法理念来指导工作。

中小学素质教育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从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揭示出素质教育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心理预防教育是未年人素质教育的主要方式和手段。通过心理预防教育 ,可以培养并提高未成年人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心理方面的素质 。

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作用和途径研究

未成年人问题一直是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未成年人犯罪呈持续上升趋势,犯罪低龄化越来越突出,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案件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不仅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公共治安,也给未成年人的自身和家庭带来不可磨灭的灾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犯罪能否减少,公共治安能否好转,关键看未成年人犯罪能否得到有效控制。而犯罪预防是有效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最根本的途径。加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有利于减少和控制犯罪,对维护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