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与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完善

《刑事诉讼法》对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与引领作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具有与刑事诉讼紧密捆绑的阶段性特征。更好地调整《刑事诉讼法》与未成年人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应当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涉未成年人部分修改的基本立场,并处理好两个整体性问题。一是通过吸收未成年人专门法律的普适性内容、根据其他涉未法律的新规定新增或调整专章规定、为其他法律中新增的涉未制度提供程序支撑和吸收已有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内容,来有效对接其他涉未法律规范。二是通过减少刑事诉讼整体框架和普通程序对涉未特别程序的限制,明确与成年人案件规定的梯级递进关系,来处理好与普通程序的关系。本次修改还应当整体增补与未成年被害人相关的规定,对转处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体系化与优化,并明确低龄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程序的基本设置。

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中国领域法模式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改革依附型体例的局部完善及其被动适应成人司法的整体格局,已然难以满足新时代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诉讼要求。以领域法重新定位未成年人司法,有利于塑造其综合属性和开放思维,更好吸纳涉未成年人部门法规范的知识,全面涵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司法诉求,提升未成年人特别诉讼措施的实效,接纳专业知识融入诉讼等。因此,需要以领域法思维对不同部门法框架下涉未成年人司法职能进行重组,从线索发现、证据收集使用、办案流程等方面强化诉讼程序衔接和司法职能整合,推动形成更符合未成年人主体地位的一体化诉讼体系、建立健全功能主义的统一性未成年人司法模式,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成年人司法自主发展之路。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制度原则与方案设计

为有效贯彻对罪错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通过对国外相关制度进行借鉴,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成为我国理论界因应未成年人犯罪的时兴观念,但司法实践经验仍有所阙如。为加快推进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本土化建构,应在现有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上,从加害人、被害人及刑事法治的不同角度确立一系列指导原则,再以之为基础设计制度方案。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可由适用条件、参与主体、适用阶段及修复会议等要素组成,并通过修正司法实践及调查问卷中暴露的问题不断进行自我完善。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会调查制度

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制度,但我国现行法律中的这一制度缺乏权威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最终致使其缺乏可操作性;针对其缺陷,重点探讨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和启动、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极其法律属性,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与社会力量参与”研讨会综述

2010年6月17日至18日，“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与社会力量参与”研讨会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召开，共有70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对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现综述如下：

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性。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0条突破了原《刑事诉讼法》的法定代理人参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要求,但仍然存在诸多结构性缺陷,需要进一步从合适成年人的角色、资质、范围、职责及其参与的法律效力和程序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未成年人恢复性刑事司法的构建

作为一种和谐取向的刑事政策理念,恢复性刑事司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这一理念具有更积极的适应性和更广泛的适用性。恢复性刑事司法模式对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之完善

适当成年人参与制度是刑事司法中保护涉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在西方国家被普遍确立。我国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只有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初步规定,在具体内容方面存在诸多空白与矛盾之处;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只是在某些地方试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适用。对于我国来说,建立系统、完善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十分必要,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合适成年人的人员范围、具体作用、权利与义务是完善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重要内容。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参与问题研究

社会参与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律、"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及社会治理创新的需要。社会参与实质上是社会力量参与,其主体包括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公益组织及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在合适成年人在场、社会调查、观护帮教、附条件不起诉考察、禁止令的执行及对少年犯的社区矫正等方面可以对司法活动进行辅助与支持。为了实现社会参与的有序性和常态化,应建立有序参与和常态参与的保障机制。有序参与的保障机制包括由检察院推进社会参与、建立信息共享和转介机制以及制定有序参与的程序规范。常态参与的保障机制包括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与社会工作进行整合以及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

社会支持、压迫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

建立在社会支持理论和压迫理论基础上的差别社会支持和压迫理论,从持续性社会支持、无常性社会支持、持续性压迫和无常性压迫四个维度分析了不同的社会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的影响,并主张好的刑事司法和犯罪矫正政策应当是在降低压迫的同时提高社会支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尚处在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的笼罩之下,社会支持的不足导致法律规定的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合适成年人等制度难以在实践中得到良好的贯彻实施。欲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支持机制,以促使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有效预防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应注意识别社会支持与压迫的界分,并在此基础上区分持续性社会支持与无常性社会支持、持续性压迫与无常性压迫,理顺持续性社会支持与持续性压迫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关系,警惕无常性社会支持和无常性压迫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危害性。

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创新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困境在于:第一,思想上未能正确认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特殊性,没有重视未成年人特殊司法保护的价值;第二,缺乏制度保障,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范基本上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专门机构缺失,缺乏符合未成年人教育、挽救、改造特点和需要的刑罚手段;第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方面综合治理的作用发挥不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设立刑事司法专门机构,改革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处理方法,体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轻刑化的指导思想。

隐私权视角下的涉罪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

在涉罪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方面,我国以少年保护优先为经,保障少年健全成长为纬的新少年法的精神并未如预期落实,特别是在司法实务中,与其更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为符合"少年最佳利益"的精义,必须不断借鉴和总结国内外实践经验,在正当法律程序以及现代宪政理论基础上,祛除我国相关涉及涉罪未成年人隐私权保障法律中存在的种种弊症,从而奠立我国青少年隐私权保护的现实道路。

最低刑龄制度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困境与出路——由“邯郸13岁男孩被害案”引发的思考

2024年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发生一起3名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舆论焦点从传统的“未龄不责”,逐渐转向了“低龄轻责”和“未龄免死”等问题。对舆论意见体现出的在最低刑龄制度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时存在的价值冲突,需要在理论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也需要考虑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理论层面,首先,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是一种对身份的法律拟制,必然引发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矛盾;其次,公众对于“未龄轻责”和“未龄免死”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源于报应心理。然而,报应主义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原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此外,网络舆论导向的修法可能会引发刑法谦抑性危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维持刑罚量配置的均衡,以保证刑法的谦抑性,即是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所面临的难题。在我国历史上,“恤幼”思想源远流长,影响着我国古代的立法,即使在重刑时代,其也优先于报应主义的思想。在制度设计上,从汉代开始,我国古代传统法中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就体现出了相对弹性的模式,这种立法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拟制的缺陷。此外,自唐代起开始适用的“列举罪名+划定法定刑”罪行分级模式具有体系化和精确化的优势,也能够为最低刑龄制度的完善方向提供参考。从实践层面看,构建最低刑龄制度的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需要从过于刚性的“唯年龄论”转变为更加相对弹性的立法模式,以弥补法律拟制所导致的立法空缺。第二,现在立法中存在对相似案件处罚不均衡的情况,对此,应当缩小因年龄差异而导致的处罚差距,尽可能确保罪罚均衡。同时,还应当坚定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场,放宽对未成年人减刑的限制,进一步完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与刑法形成良好的衔接。第三,采用系统化的罪行分级方式,以法定最高刑为罪行分级的界限标准,建立更为严密的法网,防止处罚范围的过度扩张。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解释的发展与完善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解释在刑事责任年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责任范围、从宽处罚、出罪化与非刑罚化、刑种适用、刑罚制度适用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但在解释的理念、机制和方法等方面也存在一些缺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与少年司法制度变革

正如法国刑事政策学家安塞尔先生所言,刑事政策是观察的科学和组织反犯罪斗争的艺术或战略。①作为＂战略＂,其自然应具有全局性和宏观性,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刑事政策还具有反犯罪斗争时＂艺术＂般的精巧性,具有对犯罪现象的策应性、针对性、精准性,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的国际准则与本土化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核心。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集各国司法实践之经验为司法转处提供了基本指导和标准:转处依据的多样性且强调未成年人的福祉,转处阶段的全程性且尽早进行转处,决定主体的专业化与多元化且自由裁量权较大,转处方案的多样性且适当进行干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的现状,剖析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我国继续推进的可能性,发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我国本土化难以避免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的控制和影响,公安机关无须过于积极地参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转处,社区功能的发挥非常有限,应当尽量避免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如何从司法制度层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目前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建议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纳入刑事司法制度。

立足审判实践 修改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司法解释介绍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予以规定，是修法的一大亮点，也是对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完善。最高人民法院起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解释的宗旨是立足实际，确保解释符合立法精神，同时吸收少年法庭成熟的工作经验，有效解决审判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细化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完善对未成年被告人、

宽容的底线: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理性反思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长期以来过分注重保障未成年人权利,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暴力犯罪现象突出,成人化作案手段明显,未成年人再犯罪现象突出;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功能的冲击,对其他未成年人的一般预防功能的冲击,难以满足同罪同罚的刑法原则。在注重事后"轻缓化"处理的同时,应切实做到"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寻求替代、弥补措施来降低对刑罚预防功能的冲击,在个体差别化待遇和维护法律的威严上找到平衡点,不断协调、完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大格局,从而帮助未成年人走好人生关键的第一步。

涉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治理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司法适用

当前未成年人参与网络犯罪数量逐渐增多,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数量也持续上升。经由立法确认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根本原则,需在网络犯罪司法规制中贯彻适用。在刑事司法领域该原则的规范内涵具有体系性,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与程序法定原则的限定下,分别从实体法维度和程序法维度进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目的解释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程序设计。基于对象的二元性及内涵的体系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网络犯罪司法规制中需加以体系化适用,根据最有利于罪错未成年人的要求,在刑事实体法维度以罪刑法定原则为限定进行定罪量刑的实质限缩,在刑事程序法维度以程序法定原则为限定完善审判阶段的转处机制;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被害人的要求,在刑事实体法维度以罪刑法定原则为限定进行定罪量刑的合理扩张,在刑事程序法维度以普通司法程序为框架完善附带诉讼的支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