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适用未成年人的特殊刑事程序,这是我国少年司法立法史值得庆贺的里程碑之一。在后刑事诉讼法修订时期,应从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现状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与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关系,在儿童最佳利益、被害人合法利益及社会安宁秩序三者之间尽可能寻求平衡点。同时,还应妥善处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配套问题,积极推动政府在儿童福利上的主动作用,积极推动青少年事务局(儿童福利局)的组建。

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与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时代,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新的特征与发展趋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也应当不断构建新的治理体制机制,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大数据技术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的应用,有助于客观准确地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律与特征,进而制定合理的治理政策与治理路径,实现未成年人犯罪的精准预防。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有助于解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资源问题与衔接问题,高效联合多方力量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综合治理,提高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效能。大数据时代下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型,应以主动预防、多元治理、开放数据等理念为指导,积极探索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大数据体系的构建,实现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与大数据技术应用的深度融合。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正

2019年10月审议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正面临报应主义思潮的挑战。以预防犯罪成效作为修法的主要考量指标不符合我国一贯的保护主义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报应主义思潮的文化心理是成人世界的集体怨恨,理想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制度应该滤除这种怨恨机制,立足于构建犯罪一级预防,即形成一个集结所有应负责主体,共同反思如何利用自身资源和地位合力帮助迷途未成年人实现自我健康成长的保护圈。未来应当在偏差行为分级基础上对未成年人予以分类处遇,立足社会化思维建构教育矫治措施,设计融合性制裁措施。

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之理据

未成年人及其犯罪行为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因而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与成年人犯罪行为具有质的不同,有鉴于此,国家亲权理念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成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凸显出标签理论和恢复性司法、刑法谦抑性和人道性以及刑罚个别化的应用。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独立未成年人刑事法的发展。我国一直重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强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立足于未成年人特殊的生理和心理及其犯罪发展的新态势,并由此促成特定的理论学说、法制建设、司法应对,所以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

中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政策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政策是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并服从于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总体价值目标。强化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政策的研究,既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也有助于构建有别于成人司法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政策经历了依附期、显现期、成型期三个阶段,其少捕、慎诉、少监禁、双向保护的核心内容蕴含着丰富的少年司法理念。在检察机关针对未成年人案件所形成的"捕诉监防一体化"权力运行模式下,应当注意福利性和惩戒性相结合,强化有关配套设施建设,发挥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促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健康科学发展。

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演进之治理路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经历从"严"到"宽"的过程,其演进根植于"仁政"、"中庸"等传统文化土壤并吸收接纳国际刑事司法主流思潮和社会治理理念,价值导向逐渐偏重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及社会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治理之路应当重视微观层面的治理工具,以实现"政府与社会共治"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新格局。

嫖宿幼女罪“污名”化幼女论质疑

嫖宿幼女罪不应当废除。嫖宿幼女罪规定的是基本犯,属于重罪。强迫卖淫罪的加重犯,而不是强奸罪的加重犯,理应可对嫖宿幼女罪的加重情形适用,因为嫖宿幼女的行为既是性暴力行为,也是性剥削行为,本罪的设立与法定刑设置,恰恰体现了保护儿童优先原则的刑事政策,嫖宿幼女罪不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说法不能成立。嫖宿幼女罪属于专业性术语,任何语言都有其表达的局限性,将嫖宿幼女罪上升到是对幼女的公然歧视的"高度",有夸大之嫌,因为由嫖宿幼女罪并不能推导得出幼女有刑事法上过错的结论;大陆法系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既可适用于加害人行为的认定,也可适用于被害人行为性质的判断;幼女承诺无效,但并不意味着对幼女"承诺"所涉的行为不可以进行评价。嫖宿幼女罪涉及的是对幼女行为的描述;行政法规上可对幼女卖淫行为规制的现实与实践,也证明嫖宿幼女罪有污名化幼女的说法难以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造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借鉴德日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有其合理性基础与必要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