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调研及建议

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工作情况开展调研,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本身,而且可以将有关经验适当推广到成年人的刑事案件,还可以为我国普通刑事诉讼量刑程序改革及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修改提供某些借鉴。本调研报告针对北京市24个中级、基层法院开展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情况做深入调研分析,总结出"社会调查报告引入的可选择性"、"社会调查主体的多元化"、"社会调查报告程序的灵活性"、"调查报告样式、内容的多样性"等特点,梳理出社会调查报告实践工作中凸显的"对外地户籍未成年人引入社会调查报告难"、"社会调查主体资源短缺"、"社会调查时间仓促"、"社会调查报告质量有待提升"、"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定位不清"等五个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背景、问题及建议

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可以找准违法犯罪原因,帮助其回归社会并强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工作;同时能够帮助办案人员正确认定其人身危险性,进而正确适用强制措施,落实比例原则。但《刑事诉讼法》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原则性有余而操作性不足,使用"可以"一词导致义务性规范要求不明,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存疑,对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合法性存在制度性缺失等问题。因此,需要提出立法和实践层面的改进建议,包括优化制度程序、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质,积极引入社会参与等,以期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新刑诉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规定之评析

新刑诉法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规定,本文从社会调查的主体、内容、对象、义务的程度、适用阶段等方面进行了解析。认为本条文确立了"弹性调查主体"的创新模式,并具体分析了社会调查主体的两个层面的划分与不同的职能;根据审查调查报告的内容,分为事实和建议部分;社会调查报告是各个诉讼阶段对未成年人进行刑事处理的重要参考。在未来司法解释的建议中,提出"建立专业化的权威的社会调查机构",接受司法部门的委托,负责出具专业和权威的调查报告;当各个阶段的调查报告内容有冲突发生时,除了重新启动调查的程序之外,应该遵循"有利于未成年人矫正、从宽、从轻处理的原则"。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机制的合理构建——从公安机关的职责与优势切入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是贯穿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制度,社会调查报告是适用于各诉讼阶段的证据材料。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应当确立控辩双方平等的调查权,明确控方有权力、有责任调查,辩方有权利、有条件调查,最后由法院听取双方的调查意见,作出裁决。控方调查应由人民检察院主导,建立以公安机关为主、人民检察院为辅的责任机制才合法合理,公安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秉承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少年司法理论、强化辩方调查权利、法庭质证才能保障社会调查报告的全面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若干争议问题解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属于品格证据的范畴,根据我国刑事立法规定,可将其视为证人证言;考虑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特殊性,其调查主体由第三方组织担任最为适当,调查内容原则上可以分为人格调查和社会环境调查两个方面,调查程序中调查人员、调查对象、调查时机及调查结论的确定都是实践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现有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和社区矫正社会调查存在交叉,从两者调查的侧重点来看,对未成人进行社会调查时,应当适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程序。

国际人权标准视野下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2012年＂两会＂审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于人权保障和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障这两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一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增加至刑诉法修正案的第二条,体现了我国此次刑诉修正案在人权保障上的巨大进步,将刑诉法的两大立法目的,即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在刑诉法条中予以了平等确立。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问题及对策

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社会调查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原则。本文采用分析和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应在侦查阶段,由独立的社会调查机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启动社会调查程序。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实证分析——以Q市人民法院社会调查制度为样本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凸显了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价值蕴含。但基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缺乏强制性、明确性、可操作性等因素,实践中存在适用率不高、适用对象不平等、主体不明确等问题。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针对突出问题进行剖析研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以期对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改进相关工作机制有所裨益。

论检察官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之进路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中,出庭公诉检察官要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处以适当刑罚的量刑建议,这不仅应了解未成年人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还要了解其性格、履历、社会交往关系、家庭背景等可能影响其量刑及刑罚适用方式等方面的信息。因此,社会调查成了必不可少的程序。在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社会调查报告制作质量尚不容乐观,内容也不尽全面准确。为更准确地提出量刑建议,社会调查报告制作质量应须提高,除此之外,要使得未成年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相关信息得到充分发掘,庭审前及庭审中的补充性调查也应成为一种信息源的补充方式。检察官在参与社会调查过程中,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运行模式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确立的一项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监护和儿童特别保护的特殊理念。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也对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内容、程序以及配套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诸多经验,但各地的探索也因实施条件、方法等因素不同而使得实践结果呈现出多种模式。由于法律规定的概括性以及司法实践的多样性,有必要在对比各种模式做法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法律规制思路与立法构想。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过”与“不及”

近年来,社会调查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亦面临着现实国情与国外惯常做法的双重冲击。当下,尤要妥善处理社会调查之"过"与"不及",复归本源,全面考量其价值取向,审慎推动本土化。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是少年司法不同于成人司法的一项特殊且重要的制度。通过社会调查可以全方位了解并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犯罪原因、日常表现以及评估其人身危险性等,这有利于少年司法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对涉罪未成人的保护,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针对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域外经验,宜从确定社会调查启动程序与时间点、明确社会调查报告之性质、提高社会调查员之素质等方面入手,科学合理的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社会调查制度。

浅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调查主体及调查内容,有利于加强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感化和挽救的针对性。但对此制度需要研究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调查主体职责划分问题,若只对法律条文作形式层面的理解,就会使该制度缺乏操作性,丧失其原本具有的实践价值。只有在遵循法条原意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实质解释才能更加明晰调查主体、调查方式及调查内容等要件,进而构建出完整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体系。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践思考和完善建议

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已初具框架,尤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可进行社会调查以后,该项制度正式成为法律层面的规范,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而言不可或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有助于找准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确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而帮助确定对其采取何种刑罚措施,有利于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并做好相关犯罪的预防。但是,该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如原则性过强、操作性较差等,而且社会力量参与社会调查的法律性质存疑,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适用方法等均不明确,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基于此,对该项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需要重点把握好调查主体、对象的范围、调查内容以及调查报告的运用。当前,宜从使社会调查成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使社会调查于侦查阶段启动,规范社会调查程序,加强社会调查人员培训几个方面使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得到完善。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之执行主体选择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授权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实践情况来看,社会调查主体又被划分为授权主体和执行主体。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则依法成为社会调查的授权主体,但执行主体则呈现多元化态势。何种执行主体更为理想,已成为当前讨论的焦点问题。文章采取实地调研的方法,总结归纳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执行主体类型,通过比较分析各自的优势与局限性,建议专业社工组织可以成为社会调查执行主体的理性选择。

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将社会调查制度提升到法律层面。然而法律并未明确界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操作性难题。本文将结合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相关立法规定,借助于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对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剖析合理界定社会调查报告法律属性的重要价值,并试图提出科学界定社会调查报告法律属性的一些设想。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司法适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已有立法和实践经验,但对于该制度的司法适用问题理论研究薄弱、实践做法混乱。社会调查制度作为少年刑事法的重要制度,司法适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定罪、量刑的一般性价值和个别化处遇、矫正的特殊性价值。社会调查报告具有刑事证据的属性,这是司法适用的前提。结合现有社会调查实践模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应全面地构建社会调查报告的评价、运用体系,包括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社区矫正各阶段的适用。

贵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实证研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司法机关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情况等进行调查,标志着作为现代未成年人司法最基础、最核心制度之一的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正式以立法形式确立。目前新法实施已逾周年,贵州作为未成年人犯罪易发高发省份,社会调查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如何,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是否得到发挥,还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如何完善,即是本文试图探讨的内容。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在对未成年犯罪人判决前，指派特定的社会调查员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状况，测定其人身危险性和再次犯罪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