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定位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具备法定证据形式”是关键之所在。从实质侧面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已具备关联性、客观性及真实性,且能够证明案件的量刑事实,已然具备证据之实;从形式侧面看,基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自身特殊性,应与现有法定证据种类予以区分,实践和理论上业已形成作为独立证据的良性场域,增设“社会调查报告”这一证据种类成为立法可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不应再仅作为参考适用,应于立法层面明确其证据地位。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问题及对策

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社会调查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原则。本文采用分析和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应在侦查阶段,由独立的社会调查机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启动社会调查程序。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机制的合理构建——从公安机关的职责与优势切入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是贯穿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制度,社会调查报告是适用于各诉讼阶段的证据材料。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应当确立控辩双方平等的调查权,明确控方有权力、有责任调查,辩方有权利、有条件调查,最后由法院听取双方的调查意见,作出裁决。控方调查应由人民检察院主导,建立以公安机关为主、人民检察院为辅的责任机制才合法合理,公安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秉承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少年司法理论、强化辩方调查权利、法庭质证才能保障社会调查报告的全面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背景、问题及建议

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可以找准违法犯罪原因,帮助其回归社会并强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工作;同时能够帮助办案人员正确认定其人身危险性,进而正确适用强制措施,落实比例原则。但《刑事诉讼法》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原则性有余而操作性不足,使用"可以"一词导致义务性规范要求不明,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存疑,对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合法性存在制度性缺失等问题。因此,需要提出立法和实践层面的改进建议,包括优化制度程序、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质,积极引入社会参与等,以期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国际人权标准视野下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2012年＂两会＂审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于人权保障和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障这两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一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增加至刑诉法修正案的第二条,体现了我国此次刑诉修正案在人权保障上的巨大进步,将刑诉法的两大立法目的,即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在刑诉法条中予以了平等确立。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过”与“不及”

近年来,社会调查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亦面临着现实国情与国外惯常做法的双重冲击。当下,尤要妥善处理社会调查之"过"与"不及",复归本源,全面考量其价值取向,审慎推动本土化。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是少年司法不同于成人司法的一项特殊且重要的制度。通过社会调查可以全方位了解并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犯罪原因、日常表现以及评估其人身危险性等,这有利于少年司法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对涉罪未成人的保护,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针对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域外经验,宜从确定社会调查启动程序与时间点、明确社会调查报告之性质、提高社会调查员之素质等方面入手,科学合理的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社会调查制度。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践思考和完善建议

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已初具框架,尤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可进行社会调查以后,该项制度正式成为法律层面的规范,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而言不可或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有助于找准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确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而帮助确定对其采取何种刑罚措施,有利于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并做好相关犯罪的预防。但是,该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如原则性过强、操作性较差等,而且社会力量参与社会调查的法律性质存疑,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适用方法等均不明确,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基于此,对该项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之执行主体选择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授权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实践情况来看,社会调查主体又被划分为授权主体和执行主体。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则依法成为社会调查的授权主体,但执行主体则呈现多元化态势。何种执行主体更为理想,已成为当前讨论的焦点问题。文章采取实地调研的方法,总结归纳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执行主体类型,通过比较分析各自的优势与局限性,建议专业社工组织可以成为社会调查执行主体的理性选择。

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将社会调查制度提升到法律层面。然而法律并未明确界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操作性难题。本文将结合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相关立法规定,借助于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对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剖析合理界定社会调查报告法律属性的重要价值,并试图提出科学界定社会调查报告法律属性的一些设想。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新刑诉法构建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通过这项制度可以全面地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原因、平时表现以及可能被挽救的程度等，有利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有利于对未成年人正确定罪，合理量刑和规范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实现教育、挽救、感化未成年罪犯的目标。鉴于此，有必要对该制度进行探讨，包括社会调查制度逐步建立的过程、新刑诉法对其使用的必要性和体现的立法思想、立法层面及我省实践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的方法和途径等，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能够积极探索并有效发挥该项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积极作用，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兼顾的目的。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司法适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已有立法和实践经验,但对于该制度的司法适用问题理论研究薄弱、实践做法混乱。社会调查制度作为少年刑事法的重要制度,司法适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定罪、量刑的一般性价值和个别化处遇、矫正的特殊性价值。社会调查报告具有刑事证据的属性,这是司法适用的前提。结合现有社会调查实践模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应全面地构建社会调查报告的评价、运用体系,包括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社区矫正各阶段的适用。

贵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实证研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司法机关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情况等进行调查,标志着作为现代未成年人司法最基础、最核心制度之一的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正式以立法形式确立。目前新法实施已逾周年,贵州作为未成年人犯罪易发高发省份,社会调查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如何,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是否得到发挥,还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如何完善,即是本文试图探讨的内容。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在对未成年犯罪人判决前，指派特定的社会调查员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状况，测定其人身危险性和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试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1.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地位和承担主体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少年刑事案件实施社会调查作了明确规定,<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受"国家亲权"理论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未成年人在刑事司法中应当享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法律优遇,应当更多地强调保护的处分原则。同时,社会调查制度也在刑事司法中不同程度地得以确定。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化和司法实践不规范不统一的特点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社会调查制度的应用出现了诸多瓶颈。文章对社会调查的量刑辅助、矫正依据,社会调查制度的正当性和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制定全国统一的实施意见,确定权责明确的启动主体与实施主体,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是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可行路径。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探析

本文阐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现状,探讨了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域外借鉴及完善措施。要扩充社会调查的主体;明确调查报告的性质;延伸社会调查阶段。

北京市今年将开展300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试点工作

2013年，北京市将开展300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试点工作。据了解，2012年，首都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开展了百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试点工作。试点工作自2012年6月至12月共办理案件120件。2013年，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思考——《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作为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未成年人犯罪近年来已经引起同际社会的共同关注。鉴于未成年人身心正在成长发育阶段、可塑性强的特点,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置必须采取有别与成年人犯罪的措施,贯彻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2006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