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利益优于社会利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选择——以澳门地区为例的分析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与"教育、感化、挽救"是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性内容,其贯彻落实必然涉及双向保护原则,即平衡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兼顾。我国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护为主要特征,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核心。大陆应借鉴之,对未成年人实行"保护第一、教育第二、惩罚补充的原则",如此才能使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天平相对平衡,使未成年人利益得到真正的保护。

同性结合法律认可与未成年人利益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原则是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性结合家庭环境会否影响未成年子女的性倾向发展、交际与认知能力以及未成年子女的物质及情感需要等成为世界各国法律认可同性结合与否以及是否赋予同性结合者收养权及共同监护权的重要考量。由于正反双方在此问题上分歧严重且均缺乏有说服力之实证数据的支持,多数国家基于同性结合家庭环境对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而对同性结合法律认可,尤其是赋予同性结合者收养权及共同监护权持审慎态度。

探望权的判决、执行与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

是否设立探望权制度,在我国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2001年新修正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探望权制度。了解探望权的概念和具体规定,探讨探望权判决和执行中应注意的问题和改进的措施,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是十分必要的。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等”外探索

概述了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现状及受案范围狭窄、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分析了受案范围立法和其扩张的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总结实践探索的经验;阐释受案范围扩张的必要性。指明受案范围扩张要抓住公共利益的“公共”本质、以未成年人利益受侵害为底线、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工作优势。采用“列举+概括”的方式,列举了重点领域解决受案范围的实践难题。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研究——以青海地区为例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旨在通过帮助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帮教,促进其健康成长和重新融入社会。本文将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进行研究,并对其相关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该项制度的落实,可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落到实处。

明确各主体责任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修正后的行政诉讼法和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均增设了公益诉讼条款。两部法律为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依据,但实践中该项工作面临不少难题,亟待解决。一、未成年人保护行政公益诉讼面临的困境一是公共利益的判定标准不明确。依据行政诉讼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前提是关涉未成年人的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但公共利益的判定标准并不明确。二是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不易确定。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附条件不起诉中的适用、反思与完善

作为少年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于保护未成年人,促使其回归社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须始终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近年来,我国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的比率有所增长,但实践中仍然面临适用要件判断主观、监督考察计划单一、帮教效果不佳等实施困境。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第二十七批指导性案例以对实务有所指引。此次指导性案例在践行未成年人利益最佳原则上取得一定积极效果,但实践中依然存在观护基地现状难以满足监督考察需要、忽视对未成年受害人的保护,完全落实将导致检察机关负担过重等问题。为此,应促进少年司法转介管理机构发展、政府介入促进观护基地多样化、关注未成年受害人成长需求,以实现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在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推动司法繁简分流等方面的完善与发展。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的规范检视与制度完善

刑事立法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设置从重处罚规定,是贯彻从严刑事政策、实现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保护的重要手段。虽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有相当的规范基础,但是相关立法类型化不足,无法满足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需求,加剧了刑事司法权与立法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利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彻底落实。利用科学的类型化思维与方法可以实现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立法的节俭性和开放性,更好回应当前社会对于从严治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需要。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规范类型化的过程中,应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理念为指导,吸收司法解释中相关从重处罚规范的合理因素,将《刑法》与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范予以整合,确立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的统一规范。

论家暴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

强制报告制度对于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应当从扩大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细化强制报告的可能情形、取消法律责任的追究前提、规定明确严格的惩罚体系入手,激发强制报告的制度活力,满足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需要。

论宪法中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权利

在宪法上,父母教育权利属于一项未列举的基本权利。父母教育权利兼具利他性与利己性。父母首先应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随着未成年人的不断成长,父母也应当尊重未成年人意愿。同时,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可以实现其自身利益。父母教育权利主要包括家庭教育开展自由、教育场所选择自由与学校事务参与自由。在家庭教育开展自由中,人格和价值观教育蕴含的父母利益通常多于知识和技能传授,公权力对前者的干预应当格外慎重。随着未成年人年龄和智慧的增长,对父母的教育场所选择自由与学校事务参与自由保护强度逐步减弱,其所蕴含的父母利益亦不断递减,公共利益不断提升。在未成年人教育中,国家既可以行使对父母教育权利的监督权,也可以亲自行使教育权力,二者均应在尊重父母教育权利的前提下行使。

未成年人利益最佳与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一条

未成年人利益最佳,是处理未成年人所有事务的首要原则。在刑法领域,未成年人利益最佳需要同时考虑加害人利益与被害人利益、着眼长远发展性利益并追求利益的最优化。基于未成年人利益最佳原则,适当降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是应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应然举措,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条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值得肯定。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意味着对低龄犯罪人全面发动刑罚,而是需要在未成年人利益最佳原则的指导下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进行限制解释,保证司法适用的妥当合理。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不应止步于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而应密切关注建立两级从宽档次、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司法以及前科消灭等配套制度建设,构建多措并举、多轨并行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

抚养权争议中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之探讨

民法典确立了解决抚养争议的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全面加强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应以司法的灵活性和对社会生活的回应性,提炼出类案适用规则,明确解决思路与方法,有效弥补具体裁判规则的不足。应着重解决探望问题;重视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意愿,同时应考察意愿形成的原因与背景;对改变子女生活环境的,应当考察对子女利益的影响;不应过多追究过去的争执与冲突;一方的职业、接受的教育背景、经济条件等因素不是确定直接抚养权的唯一依据。隔代辅助抚养是否作为优先考虑因素的关键是隔代亲子关系是否有利子女身心健康。在争议解决过程中做出临时解决的程序安排,丰富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是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有效路径。

国家监护视域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救济

现代福利国家思潮促成了国家监护在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失能后的救济功能。司法作为国家监护的重要一极被赋予了救济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核心作用。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纷纷以此为据,构建了各具特色却又在本质上殊途同归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我国也应该借鉴域外先进制度,在国家监护的理念下,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设置专门法庭、选择专业的法官,尽快构建适于我国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程序。同时通过强化司法裁判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上的社会导向机能,能动地推进我国家庭、社会、政府多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社会联动机制的不断完善。

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理念与刑法价值

由于未成年人自身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利益应超越固有的社会利益,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重点加以保护。这种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理念体现了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等刑法价值。

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的双轨制建构——以日本未成年人民事审判为借鉴

我国儿童保护问题频发与民事司法救济应对乏力,体现出未成年人民事审判改革还在浅滩,要实现制度的深入发展必须关照其应有的制度品性。本文从日本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的理念、定位与制度结构中分析其机理,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尝试构建我国"双轨制"的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制度体系。该体系包括以未成年人人事诉讼与家事审判为核心的专门审判程序、以法定代理制度与特殊保护规定相结合的普通审判程序。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双轨并行",是彰显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特质,传承少年司法经验,对未成年人深度司法关怀的最优路径。

校园外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关于未成年人人身损害赔偿项目的探讨

校园外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些理论与实务问题。本文通过研究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少年庭的相关案例,分析此类案件受案率呈上升趋势,但调解结案率低,赔偿内容不规范,进而对涉及未成年人特点的赔偿项目进行了理论分析与探讨。

未成年人缔约能力制度比较研究

各国民法典或者合同法对未成年人的缔约能力都作了规定,这些规定在总体上既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利益的特殊保护,又注重维护交易安全和善意成年人的利益。各国立法对未成年人缔约能力的规定也呈现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值得中国立法借鉴。

论《民法典》抚养纠纷条款中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适用

《民法典》第1084条在离婚后子女抚养条款中引入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这是我国立法的重要进步,但其司法适用尚存诸多问题。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是《儿童权利公约》和各国家庭法的基本原则,域外已形成了较明确的判断标准。其中,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既是公约明确规定的权利,也构成了判断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直接要素。为保障《民法典》的有效施行,我国还需通过下位法或司法解释等进一步规范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具体判断标准,以未成年人的需求和安全为首要考量要素,明确尊重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与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完善未成年人意见表达制度、家事调查员制度、程序代理人制度及保障专家参与等深化家事审判改革措施来促进该条款的有效适用。

构筑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基于侵害未成年人再犯案件的分析

强化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实质性保护,是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有效规制的基点。以互联网等媒介平台所公布的强奸、猥亵、拐卖、虐待未成年人案件为基础,以涉及这四类犯罪行为的再犯案件为研究样本,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员的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的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管控手段的弱化、犯罪场所的隐蔽、监护意识的薄弱以及熟人关系的庇护,是构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的主要现实因素。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原则指导下,平衡原则、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原则和国家亲权原则也应于制度构建中发挥积极作用。

未成年人犯罪报道中的媒体失范及对策

新闻媒体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方面承担着不容推卸的责任。近几年来,关涉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相继修订,而一些新闻媒体在报道该类案件时,因过分追求＂新闻利益第一＂而陷入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误区。媒体报道中的误区1.忽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1989年国际《儿童权利公约》明确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第3条第1款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