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未成年人活动切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2010年5月12日，上海市教委发出文件，要求各区县教育局要立即通知所辖中小学校停止组织学生上街“缴烟”活动。为配合《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实施，学校可以组织中小学生参加一些宣传活动，媒体也可以报道。但是，凡是组织未成年人参加的活动，必须以安全、健康为前提，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实践基础与制度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致采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被收养人/未成年人)”表达范式,由此整个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贯通性的基本原则,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该原则同时具有承继国内法治实践和转化国际公约义务两个向度。对解释文件和司法数据的梳理表明,当前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呈点阵式分布,存在覆盖不足、标准不一、机械援引等问题。对照国际规范体系,厘清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权利要义、制度约束、效力层级和程序保障有助于为我国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注入系统、辩证和自洽的制度理性,进而通过权利本位明晰化、权益认定规范化、个案研判独异化和保护机制协同化,将这一中国特色表达深化为中国特色实践。

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中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规定,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以及最小必要原则,这两项原则在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场景下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两项原则的实践适用却存在相互冲突。对此,应当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场景下将最小必要原则作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对待,从而将最小必要原则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二者的关系界定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并在此种关系中明确,处理行为符合最小必要原则的要求时,即可认定为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问题上,应通过三阶比例原则构建相应的认定标准。其中,相关性阶层主要考量处理行为与实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之间的关系,必要性阶层以未成年人或监护人同意的内容为核心考量,均衡性阶层则发挥兜底性的作用,排除过度损害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处理行为。当处理行为通过这三阶层的考量时,即可认定符合最小必要原则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非法代孕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实现——全国首例非法代孕监护权纠纷案评释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并非所有代孕协议都当然无效,对此应依据民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区分处理。当代孕协议无效时,子宫提供者即受托人是代孕子女法律上的母亲,而基因提供者即生物学上的父母则并非当然是代孕子女法律上的父母。受托人在符合《收养法》的前提下,有权将代孕子女送养,而收养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可收养,至于其是委托人还是第三人则在所不问。当受托人下落不明时,有权机关应依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将代孕子女送养,并应重点关注事实上已与被收养人共同生活且行使抚养教育职责的委托人,在无证据证明委托人存在不利于被收养人身心健康成长的情形时,应依法确立其与被收养人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并行使监护权。

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下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的思考

在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各项法律制度中,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凭借其对家庭亲子关系的破坏性干预,成为了极为特殊的制度举措,既不宜随意实施,也不能运行缺位,而要提供及时、有效的保障。涉及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的研究都绕不开一个核心现象,那就是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长期处于沉睡或者半休眠的状态。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为研究如何进一步发挥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的作用,提供了较为适当的理论源泉,借此能够审视现有实践表象背后的制度逻辑。

论未成年人新闻报道的最大利益原则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最为核心的原则，但在新闻传播领域稍显陌生。本文拟就该原则在未成年人新闻报道中的核心指导意义做初步探讨。

动态系统论视角下“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适用——以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问题为例

《民法典》把“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法官处理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问题的基本原则,但概念上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使得该原则无法直接被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民法典》和相关司法解释亦未明确相关判断标准,因此其在具体适用上面临困难,需要借助动态系统论的方法加以解决。动态系统论的优势在于既可通过对要素的有限设定实现法律规范的确定性,又可通过要素之间的协动关系实现法律效果的弹性化,在避免法官肆意裁判的同时亦可满足社会生活的多元需求。在动态系统论的框架下,法官通过对抚养能力、共同生活、父母行为和子女年龄四个要素的综合考量和动态配置,做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抚养权归属安排。

校园外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关于未成年人人身损害赔偿项目的探讨

校园外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些理论与实务问题。本文通过研究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少年庭的相关案例,分析此类案件受案率呈上升趋势,但调解结案率低,赔偿内容不规范,进而对涉及未成年人特点的赔偿项目进行了理论分析与探讨。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研究——以青海地区为例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旨在通过帮助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帮教,促进其健康成长和重新融入社会。本文将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进行研究,并对其相关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该项制度的落实,可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落到实处。

家事审判中确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发展原则”论析

对于学界现行通说“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应具体表述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发展原则”。因为无论是从“语义”还是“语用”层面,“利益最大化”表述都值得商榷;同时从法理层面讲,早期论述家庭问题的哲学观点和近代的系统论,都提倡最大程度保障未成年人的社会化。且此原则最直接的渊源也是以保障未成年人发展为目的而提出的“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因此这一原则相较之前原则具有更加直接的价值判断依据。从法理角度来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发展原则”的表述有利于贯彻宪法中对于未成年人权利和人才培养等诸多规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法制保障。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落实现状及社会工作介入探讨———以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问题为例

近年来,我国离婚率逐年上升,高离婚率伴随而来的是对未成年子女的伤害.因此,《民法典》把“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法官处理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问题的基本原则.但在实际判决未成年子女抚养权问题中,仍存在把物质经济条件作为压倒性标准、子女年龄问题“一刀切”、忽视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征求及利益考量这三点不足.之后,本文就社会工作在面对离婚诉讼家庭时,如何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并探讨了其在资料收集层面、父母层面和子女层面三方面的作用.

国家监护视域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救济

现代福利国家思潮促成了国家监护在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失能后的救济功能。司法作为国家监护的重要一极被赋予了救济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核心作用。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纷纷以此为据,构建了各具特色却又在本质上殊途同归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我国也应该借鉴域外先进制度,在国家监护的理念下,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设置专门法庭、选择专业的法官,尽快构建适于我国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程序。同时通过强化司法裁判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上的社会导向机能,能动地推进我国家庭、社会、政府多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社会联动机制的不断完善。

论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条款的适用

基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与刑罚正当性原则,《刑法修正案(十一)》所增设的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条款应当采取“最严解释”立场。在实体条件方面,对低龄未成年人的刑事追诉必须满足“特定罪名+特别罪量”标准;在程序方面,核准活动应当采取逐级审查方式并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辩护权。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整体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不能仅仅关注"未成年人"及其"已然之罪"上,应该体现"提前干涉"和"向后延伸"的特征,其所针对的行为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犯罪行为,还包括了一般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所以,要有效治理未成年犯罪问题,需要变革刑法,需要从总体刑事政策、定罪政策、刑罚政策、处遇政策、诉讼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革新,并需要借鉴吸收各国成功经验,尤其是全国各地试行多年且行之有效的实践做法,建立中国独特的少年刑法、少年司法制度。

监护侵害行为的刑事法规制研究——以《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为视角

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是处理监护侵害行为的基本原则。刑事司法与《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衔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护犯罪被害人"的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相契合;二是监护侵害行为报告主体的开放性便于有效打击刑事犯罪;三是检察院代表未成年人以虐待罪向法院起诉并未突破现有刑法框架。刑罚处罚措施与非刑罚处罚措施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两种形式,对于监护侵害行为刑罚处罚方式的完善,应从确立剥夺监护权的资格刑与增设亲职教育两个层面展开。

论未成年人监护的价值理念——以国家干预及其尺度为视角

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的严峻形势直接暴露了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漏。宏观上,监护制度缺漏诸多,国家干预贫弱,呈现的是放任主义;微观上,针对性立法零散混乱,回避伦理亲情。宏观干预不足,微观矫枉过正的原因在于监护价值理念混乱模糊。随着未成年人利益本位的确立,家庭自治监护模式的式微,强化公权力干预获得正当性。但同时不能忽视监护关系的先在性和家庭监护的天然优势,对家庭监护的伦理性给予充分尊重,在干预过程中应当注重家庭监护的法律化和强制化,在引入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同时对最大利益作柔性考量。建立以家庭监护为主要模式,以国家监护为个别辅助模式的监护形态。

论未成年人人格权法律保护的媒体义务——由“李××案”说起

我国媒体侵犯未成人人格权的案件不乏先例,"李××案件"则再次凸显了该问题的严峻性。鉴于未成年人人格权的保护对未成年人人格的健康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加之未成年人人格权的特殊性和"儿童最大利益"的要求,我国应从更宽广的范围来理解未成年人人格权所涵摄的法益。我国媒体尊重未成年人人格权,遵守法律保护未成人人格权的要求,应从加强"专业性"、"适当性"和"可操作性"三个方面予以完善。引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也有利于正确解读相关媒体规制中遇到的"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大众知情权"以及"媒体自由与司法审判"等矛盾,并有效地促进各方利益平衡。

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对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进行有效干预,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干预,依然存在缺乏法律支撑、矫治场所不适应现实需要、矫治措施效果不佳、家庭或学校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教育矫治难度大、相关配套体系不完善等困境。构建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需要处理好儿童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权衡。保护处分的着眼点应当在于教育和保护,建议借鉴域外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经验做法,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宽容而不纵容的理念,更好地将强制性干预与保护性处遇融为一体,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明确司法及行政机关、家庭、学校、社会力量在未成年人保护处分中的定位与职能。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从实证案例中发现,未成年人被封存的犯罪记录仍会出现在庭审中,影响到法官的自由心证。同时,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在社会中仍然会被贴上"歧视性"标签。通过对部分地区进行考察,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呈现扩大趋势,部分地区也采取了与成年犯罪相分离的档案保管形式以及系统性的犯罪隐私保护模式。为彻底消除犯罪记录对未成年人造成的后遗效果,防止刑事司法与社会对未成年人作出二次不利评价,有必要在结合地方先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前提、条件、程序、监督四个方面着手,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体系。

涉外未成年人监护中的司法困境与理论思考

未成年人是最常见的“被监护人”类型。借由中国《适用法》第30条“有利于”规则的指引,域外有利于未成年被监护人的法律应得为中国法院所用。然而《适用法》颁行十载有余,法院根据该法第30条的指引适用外域法的情况几近于零。一些判决更是有意回避“有利于”规则。此现象不可仅仅归结于司法惰怠。某些外域法看似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更为“先进”,却是由“主体—权利”结构及“功利—理性主导”这两大西方法律文化特质演绎而来。此二者不仅无法得到国人的观念认同,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撑“天人同质”和“泛伦理化”背道而驰。中西文化异质或为《适用法》第30条的选法标准难以在实践中下落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