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与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完善

《刑事诉讼法》对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与引领作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具有与刑事诉讼紧密捆绑的阶段性特征。更好地调整《刑事诉讼法》与未成年人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应当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涉未成年人部分修改的基本立场,并处理好两个整体性问题。一是通过吸收未成年人专门法律的普适性内容、根据其他涉未法律的新规定新增或调整专章规定、为其他法律中新增的涉未制度提供程序支撑和吸收已有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内容,来有效对接其他涉未法律规范。二是通过减少刑事诉讼整体框架和普通程序对涉未特别程序的限制,明确与成年人案件规定的梯级递进关系,来处理好与普通程序的关系。本次修改还应当整体增补与未成年被害人相关的规定,对转处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体系化与优化,并明确低龄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程序的基本设置。

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中国领域法模式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改革依附型体例的局部完善及其被动适应成人司法的整体格局,已然难以满足新时代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诉讼要求。以领域法重新定位未成年人司法,有利于塑造其综合属性和开放思维,更好吸纳涉未成年人部门法规范的知识,全面涵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司法诉求,提升未成年人特别诉讼措施的实效,接纳专业知识融入诉讼等。因此,需要以领域法思维对不同部门法框架下涉未成年人司法职能进行重组,从线索发现、证据收集使用、办案流程等方面强化诉讼程序衔接和司法职能整合,推动形成更符合未成年人主体地位的一体化诉讼体系、建立健全功能主义的统一性未成年人司法模式,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成年人司法自主发展之路。

论未成年人司法在轻罪治理改革中的先行示范

当前,我国相关部门要重视未成年人司法的“探路先行者”作用,将成熟定型的未成年人司法理念和制度机制逐步运用于成人司法工作。可从转变轻罪治理理念,建立审前分流制度,完善非刑罚化处遇体系,营造包容的制度环境,推进诉源治理等方面进行革新,以实现理性平和、处理多元、刑罚轻缓、秩序稳定的轻罪治理效果,进而持续降低犯罪率。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评估体系优化研究——基于上海部分区试点的探索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坚持综合治理原则,社会力量的参与可以有效提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但长期以来面临缺乏质量监控与成效评估机制的掣肘。2022年以来,上海开始探索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评估的试点,遵循“以评促建、评建结合”原则,科学地检验与提升了试点区域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质量。不过,评估试点既面临着隐私保护的伦理冲突和受托于司法的立场选择,也存在着评估体系不完整和评估手段单一的问题。未来,有必要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中立、专业”的评估思路,兼顾评估的效率性与公平性,完善评估结构、调整评估指标、丰富评估方法,实现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与评估工作质效的双向提升,为未成年人法治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司法机关的重要职责。司法机关需要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建设、特殊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等方面参与对未成年人保护治理的大局中,以“我管”促“都管”,实现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全面化、综合化。

上海法院:专业化源头化数字化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工作部署,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今年7月,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上海法院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推出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实质化等28项举措,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贯穿始终,取得初步成效。

加强专业审判 聚力“护苗”成长 海南法院全方位推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乎国家未来、社会稳定、百姓安宁。2023年2月,海南省委、省政府部署为期3年的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实施方案,成立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护苗”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明确15项主要任务26条具体措施,统筹海南省法院“一盘棋”推进,不断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堤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法发[2024]7号)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新时代新征程,全社会更加关心少年儿童的全面健康成长,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民法院肩负更重责任、面临更大挑战。为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防治工作,切实提升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水平。

破解未成年人司法社工人才建设困局的策略分析——以广东省D市为例

本文以广东省D市的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发展现状为例,分析认为D市的未成年人司法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着从业人员多学科知识背景弱,司法社工人才结构不合理,专业服务缺乏自主性和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提出注重高校专业教育,搭建特色继续教育平台,细化激励机制和优化工作环境等建议,从而提升未成年人司法社工人才综合素质,厚植社工人才土壤,构建合理的未成年人司法社工人才梯队。

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原则及其在中国的贯彻实施

未成年人司法原则是国家相关职能机构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的基本遵循,对未成年人司法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联合国通过条约、规则、意见等法律文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原则,主要包括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非歧视原则、双向保护原则、教育感化和惩戒相结合原则、公正审理原则、档案保密原则、相称原则以及非监禁化和最低限度标准原则等。为进一步贯彻实施联合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原则,我国应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司法法、发布未成年人司法政策、提高未成年人司法工作水平,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的现代化。

法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变迁——兼论对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完善的启示

法国1912年的法律创建了现代少年司法制度,未成年人刑法与成年人刑法截然区分。法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经历了从保护模式向混合模式的变化。该发展历程带来对"保护和惩罚的平衡"、"教育理念"和"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反思,中国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制度传统,兼顾当今的发展趋势,平衡好保护和惩罚之间的关系,确立并践行科学的教育理念,完善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归责与惩教:未成年人司法二元化建构的逻辑展开

法治是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司法建构应体现出现代文明观对未成年人偏差及保护应对之尺度。我国传统一元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在“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与“社会最佳利益原则”上存在较多理念冲突,特别是对被害人权益及社区防卫存有一定忽视。一元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可从未成年人“归责”与“惩教”两个维度予以解构,以回应并反思“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未来,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或可从双重二元化角度予以建构:一是以未成年偏差人与未成年被害人为干预对象,建构狭义二元化未成年人司法;二是以此为基础,依托刑事司法,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以建构广义二元化未成年人司法,实现互动与衔接。

“两法”修改背景下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2021年,修改后的“两法”正式确立了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中的法律地位,这必将成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展望未来,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应以儿童福利、社会服务、契合性发展为基本理念,在关注服务客体、服务主体、服务递送等结构性要素的基础上,密切关注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结构中亟待完善的空间和内容。具体而言,落实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的政府责任主体;加快司法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和职业化推进;梳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需求、制订服务清单、出台服务标准;加强与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相关的研究工作,是未来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检察主导”

少年司法为应对未成年人罪错,避免报应性司法的负面影响而从现行刑事司法中独立出来。构建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司法,在突出其综合保护的同时,仍需回归科学应对未成年人罪错的初衷。检察机关的检察职能兼有行政性、司法性和教育性特征,由检察主导未成年人司法更具优势。而更好发挥检察主导则必须依托职能创新未成年人检察措施,推动罪错处理的一体化,并通过向前和向后延伸促进社会支持体系等的建设。

从保护到赋权: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的拓展与深化

当前,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的主要内容是以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程序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为目标的司法程序内的社会服务。构建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正常社会化需求的社会支持体系,应当将目标从权利保护拓展到赋权。以未成年人的需要和消解其困境为主要内容,增强未成年人的主体性和参与度从而激发其正常社会化的潜能,赋予未成年人识别、获取和主动链接社会资源的能力,从而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以赋权为导向的社会支持体系旨在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陪伴性的、心理和情感等社会支持,修复或重建未成年人与家庭和社会的依恋关系。通过赋权增强未成年人融入社会的能力,减弱未成年人正常社会化的阻力,提升未成年人正常融入社会的信念、抗逆力和自控力。

儿童福利理念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在总体上体现为一种权利关怀和综合保护的特点。我国立法也应以儿童福利理念为基础来构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和权利保护体系,在未成年人司法中要贯彻执行儿童福利理念,把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和利益最大化放在首要地位。当然,以儿童福利理念来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并不意味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应当放弃惩罚功能,必要的惩罚可以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帮教和改造。

建构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建构社会支持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实现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重要举措。从社会支持理论研究出发,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理论框架应包括主体、客体和介体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支持体系的客体是服务需求的提出者和接受者,主体是一个复合的关系网络,而介体是链接主体和客体的桥梁和纽带。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主要面临资源性、专业性、机制性三大困境,而破解以上困境的重要途径是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平台,培育和建设一支专业社工服务队伍,积极挖掘各类社会支持资源,并在实践成熟时建设一整套制度体系。

域外未成年人司法之风险需求评估量表探究

作为贯穿未成年人司法程序始终的配套机制,风险需求评估量表于全球诸多法域予以适用,其根基于深厚的犯罪学理论,并历经循证研究与司法实践的反复验证,业已凸显了其对未成年人犯罪及再犯之可能性预测的行之有效性。反观我国目前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陷入了调查内容非规范化的实务性发展瓶颈,亟待引入高效度的未成年人风险需求评估量表予以构建科学化的配套机制,但近年学术界与司法实务部门尚未填补其适用性的研究空白。鉴于此,针对业已发展成熟与运行完备的域外未成年人多样化差异性评估量表予以多维度剖析甚为必要,以期为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进退维艰的司法实务发展提供具有借鉴性意义的攻克路径性工具。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与借鉴

新南威尔斯州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司法管辖区,该州建立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连续反应机制,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指导下设立了未成年人审判会议,最大限度地对未成年人进行审判前的转处。其完备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隐退与填补: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检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之五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理向度,是推进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改革契机和动力。在坚守法治精神和双向保护原则的前提下,为消解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面临的道德、政治以及法律困境,应倡导和推行不可或缺的举措:填补立法空白,建立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弥补法律漏洞,构建未成年人司法机构;修复社会关系,探究具体适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