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性”立法的技术性超越——《刑法修正案(十一)》与未成年人性权利刑法保护体系更新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体系进行了以特殊主体入罪、行为方式分化与加重行为类型化的"组合式"修正。作为回应性立法模式主导的一次修正,此次修正显现出了"技术回应式"的特征,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侵犯案件实践结构的考察,印证了其正当性根据。在积极预防刑法观下,"技术回应式"立法有助于克服立法的象征性和情绪化弊端,实现立法的精细化校正。基于"技术回应式"立法的要求,猥亵儿童罪量刑情节应当进一步优化,增设加重处罚情节;进一步优化对14—16周岁未成年女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在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等罪中增设负有照护职责者的从重情节。

我国刑法加强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的前度探寻

加强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已成为世界各国的责任。西方国家在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性质、侵害方式、归责原则、诉讼机制、赔偿方式等方面都有着较为成熟的经验。《刑法修正案(九)》加重处罚嫖宿幼女、猥亵未成年人以及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淫媒活动,为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竖起了坚实后盾。但我国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还存在有待完善的问题:在保护方式上过度依靠刑事处罚,在保护主体上存在着儿童、幼女、未成年人等法律混乱的现象;在保护力度上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保护观念上对一些性侵害犯罪还存在优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思想。保护未成年人性权利是一项联动工程,刑法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未成年人性权利法律保护的诉求与体系构建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的法学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缺乏预见性、系统性和理论性。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考察未成年人性权利法律保护问题、确立性权利具体人格权的民事权利地位并建立专属于未成年人的性权利保护法律体系应是当前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的真实诉求。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尚未形成体系,还存在立法逻辑倒置、法律效力层级偏低、追责结构不平衡、重事后救济轻事前预防等问题。建议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增设和修订相关法律,设置专门机构,构建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并重的法律体系,其主要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未成年人性教育制度、性侵前科罪犯公告和登记制度、未成年性侵受害人救助和帮扶制度。

论未成年人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的适用关系——基于需罚性与刑法补充性的本土模式构建

2020年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在适用上产生了广泛重叠,这些问题有待厘清。将需罚性理论与刑法补充性理论相结合可以发现,刑罚必要性的判断与前置法的作用效果息息相关。保护处分作为前置法规定的处遇制度应当得到优先适用,以最大化地消解罪错未成年人的刑罚必要性,保持刑事司法的最小程度介入。应当利用现有制度空间探索保护处分优先适用的本土模式:首先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拓展保护处分措施的适用,继而强化罪错未成年人的转处机制,再逐步提高保护处分的教育矫治功能,最终确立保护处分的优先适用地位,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建奠定基础。

浅析和谐社会中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刑法保护

未成年人这一社会弱势群体, 极易成为犯罪侵害的对象。运用刑罚对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进行保护历来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目标。在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给予了特别关注,注重运用合理的刑罚手段惩处和预防针对他们实施的犯罪行为,通过刑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基本人权。

关于有效预防和依法严厉打击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通告(青教基[2023]18号)

为严厉打击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有效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未成年人提供全面、综合、有效司法保护,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预防、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犯罪黑手,构筑起预防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强大合力和安全屏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现就预防和依法严厉打击性侵害。

理性保护未成年人性权利

2012年上半年，性侵害少女案件纷至迭来。填膺，怒发冲冠；另一方面，扼腕叹息，悲歌嗟叹。春之花在无良摧残下调零!谩骂者有之，谴责者有之，反思者有之。一方面，义愤甚至有人悲观地感慨：恤幼之善在物欲膨胀中沦落，青从2009年的“习水嫖宿幼女案”，到2012年的“丽江嫖宿幼女案”，再到最近沸沸扬扬、引发网络舆情危机的“河南永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强奸未成年少女”和“浙江永康嫖宿幼女案”，性侵害未成年少女的案件一次次掀起舆情风暴，把“嫖宿幼女罪”推入一轮又一轮的存废之争的舆论漩涡中。一个个看似孤立的性侵害未成年少女的犯罪案件，背后隐现着犯罪无良需求、刑事立法缺陷、刑事司法偏差等相互关联的逻辑链条。

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应全面准确适用法律

近年来,未成年人性侵犯的案件时常见诸报端,每一起案件,都激起巨大民愤。"王某某涉嫌猥亵儿童案"也不例外,而该案引发的巨大争议,主要是公众普遍认为只判5年有期徒刑处罚过轻,犯罪人则主张自己无罪,然而法官却认为,已经按照法定刑顶格判了,体现了从严惩罚的精神。那么是刑法出了问题,不能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给予犯罪人应有的惩罚,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

积极主义刑法观视域下的未成年人保护刑事立法

为有效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失序"状态,未成年人保护刑事立法应当跳出积极主义刑法观、消极主义刑法观和折衷主义刑法观的观念聚讼,恪守法益保护的根本立场,依循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具体要求,推进涉未成年人不法行为的预防性刑事立法进程。提高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制度效能,应以立法方法的"客体相应性"为导向,根据规制对象的类型学区分:在立法原则上,"未成年人实施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侵害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双向保护原则"。在立法手段上,应结合规制对象的具体特征,融贯犯罪圈的设定与刑事制裁处遇。

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基石

《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保法》)是我国在1991年颁布的保障未成年人权利的综合性法律,历经2006年、2012年和2020年3次修改。2020年修订后的《未保法》将未成年人保护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四个方面拓展为六个方面,增设政府保护和网络保护两个专章,条文从72条增至132条,充实了保护内容;同时突出问题导向,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重点难点提出具体制度措施,减少了宣示性条款,增加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对我国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的思考

非刑罚化运动是与非犯罪化并驾齐驱的当代刑法改革的两大主题之一,是刑法谦抑思想指导下,要求严格收缩法定刑罚圈,广泛适用刑罚的替代措施。在非刑罚化运动的影响下,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非刑罚化已成为主流。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顺应这一潮流,进行了与我国有关的方针和政策相吻合的一系列如社会服务令、监管令等突破传统司法模式的制度探索。目前有必要以此为契机,建立符合“双向保护”原则指导下的保护观察制度,并坚持制度尝试,完善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的推行制度。

未成年人依法享有的特殊权利

未成年人作为我国历来高度加以保护的特殊群体,除享有一般主体享有的权利外,还享有下列一些特殊权利:(1)刑事豁免权。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不满14岁的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但必要时由政府收容教养。(2)受刑事处罚时,享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权利。《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明文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护

2013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共34条，以“最高限度保护”、“最低限度容忍”为指导思想，着重从依法严惩性侵害犯罪、加大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两个主要方面做了规定。这在我同被害人刑事司法上具有罩程碑意义，它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同未成年被害人尤其是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研究

在非犯罪化思潮影响之下,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趋势在我国已经有所体现,这是对未成年犯罪人司法保护的新突破。实现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可以在实体法上减少未成年人罪名规定或规定未成年人特殊情形;在司法程序上,则应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与不起诉制度。

为未成年人撑起法律保护伞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未保法》”)是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的综合性法律,新法增加的多个条款,重点回应了社会各界广泛关心的包括未成年人权利被侵犯等社会热点话题,包括监护人失责、学生被欺负、未成年人被性侵和防范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问题,在完善法律责任、提高未成年人权利保障水平等方面,看点颇多。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可以怎样诠释这些亮点,为保护未成年人做些有价值的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的通知(高检发[202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进一步提升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质效,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了《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男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

性权利作为公民人身权利其中的一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无论是男女,都有性权利。但在我国,两性性权利的法律保护却存在一定差异。女性的性权利得到了可谓尽善尽美的关注和保护,但反观男性,刑法对男性的性权利的保护是不全面的,甚至出现了法律的真空,从而导致男性性权利无法得到刑法的有效保护。

最严从业禁止让未成年人远离不法侵害

2022年11月12日新华网最高人民法院日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发布《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意见》指出,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实施性侵害、虚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的人员,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教职员工实施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犯罪,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依照刑法规定,判决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

完善性权利刑法保护之思考

我国刑法对性权利保护的规定的滞后性日益凸现。如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的性别限制,对婚内强奸规定的缺失,对猥亵罪犯罪对象的限制等等,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以实现对完善性权利刑法保护的探讨。

浅析男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

我国《刑法》规定的强奸罪 ,其犯罪主体只能是男性公民。当前司法实践中女性采用威胁等手段与男性发生性关系 ,在我国《刑法》中存在着空白点。分析此种现象 ,提出有关修改和完善《刑法》相关条文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