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监护监督的社会治理职能研究

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监护监督中社会治理职能发挥对保障未成年人获得妥善监护具有重要作用。尽管实践中出现了未成年人监护监督检察工作机制的探索,但在我国尚未建立起一整套有针对性、内容完善、衔接一致的监护监督体系,诸如存在着监护监督主体、权责尚不明确的情形;监护监督的内容及范围不周延;监护监督未形成全面的社会支持体系等问题。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给未成年人的思想认知、行为方式、成长环境都带来重大影响,要实现未成年人全面综合保护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效果最大化,需全社会共同协力推进: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扭转认知行为偏差;完善并构建体系化、协作化的监督工作支持机制;完善强制报告制度和分级干预措施;健全社会支持体系,凝聚强大保护合力。

“风险—需求—响应”模型在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中的适用——兼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

为有效预防和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我国《刑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先后规定了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然而现有法律条文较为抽象,专门矫治教育的评估机制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运行等核心要义也不够明晰。作为未成年人循证教育矫治的主导因素,精准适用“风险—需求—响应”模型,有助于透过对未成年人进行个别化评估而开展更有针对性的专门矫治教育。通过梳理与解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内容,在明晰专门矫治教育制度适用对象与适用程序的基础上,合理参酌域内外未成年人循证教育矫治实践经验,可依法建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风险—需求—响应”模型:精准评估专门教育矫治对象、识别未成年人个别化矫治内容、优化未成年人专门教育矫治方案,以此推动专门矫治教育制度落地落实落细。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对策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一直都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如何探寻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从而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就显得至关重要。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分析监护人教育缺失。家庭是一个整体,当一个家庭出现病变,那最先出现病变的就是这个家庭中最薄弱的环节,而孩子就是这个薄弱环节。笔者在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见到许许多多的未成年人哭诉其母亲常年遭受来自父亲的家庭暴力,或是母亲离家出走多年,父亲犯罪被关押,有时讯问通知监护人到场后发现,曾经办理过监护人犯罪案件,出现“犯罪继承”或者“犯罪延续”的现象。有的未成年人家庭圆满,但监护人长期注重对孩子物质投入,缺乏心灵关爱,缺乏沟通引导。

罪错未成年人之监护人追责问题研究

对于罪错未成年人,无论是从法理方面还是从生活常识方面来说,其监护人都是难辞其咎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应该如何追究监护人的责任,不仅立法上存在语言表达笼统含糊、有职责要求而无失职后处罚方式的具体细则规定等疏漏,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配套措施不完善、该作为而不作为之类的问题。应当在明确监护职责、细化责任要求、建构完整的追责体系,以及强化追责主体的责任感、提高执法人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等方面作出努力。

以强制性亲职教育问责教养失职监护人——罪错未成年人监护人法律责任探究

未成年人犯罪与监护人教养失职密切相关,但由于监护人法律责任的立法缺失,实践中存在"家长有病,孩子吃药"的错位。为避免罪错未成年人再度成为问题家庭的代罪羔羊,应以强制性亲职教育追究教养失职监护人的法律责任,通过干预问题家庭,实现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强制性亲职教育的裁判权应赋予法官,裁判对象应包括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或违法、犯罪负有教养失职之过的监护人。

提高未成年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效的理论思考

党中央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但如何提高未成年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际效果,这是摆在教育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认为,有效地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纳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中;着力研究未成年人的价值认知特点和接受机制,充分发挥国民教育各学科的价值观教育作用;正确认识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价值冲突,注重解决学生价值认知领域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批判地吸收西方价值观教育的方法和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创新未成年人价值观教育的方法,提高未成年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效性。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一种整合性教育预防体系的建构理路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现阶段的突出社会问题,其社会深层根源在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引起的未成年人的群体性失范。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出现的偏差是诱发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犯罪的重要因素。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特点,整合性应当成为整个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预防体系建构的基点,形成以教育性预防为核心,保护性体系、惩罚性体系等其他措施为辅助的一体性预防思路。在中国,建构整合性的教育预防体系应当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展开,使三者有机结合,真正发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屏障作用。

关于社区未成年人教育的思考与探索

20世纪初美国的教育学家杜威提出了“社区教育”这个概念。我国实行社区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全体成员素质,优化社会环境,密切人际关系,消除社会问题,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学习化社区,促进社区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教育活动”。随着城镇化一体的快速发展,社区教育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

体系和品牌——博物馆未成年人教育的一些思考与实践

1999年,上海博物馆首次开展公众讲座活动。以此为标志,上海博物馆教育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借鉴欧美先进博物馆的经验,构建全新的上海博物馆教育活动的体系。近20年以来,中国的博物馆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身能力显著提升,影响力及社会的需求均不可同日而语。上海博物馆的相关实践为探讨博物馆未成年人教育在这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如何化解矛盾、跨越瓶颈,取得突破具有积极意义。

立足人本,构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体系

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做好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关键是要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构建以做人底线教育、民族文化渗透教育和信仰教育为内容,以活动、情感、体验为途径,以家庭为基础、学校为主渠道、社会为平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体系.

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人责任承担与亲职教育实施

未成年人犯罪与监护人提供的成长环境有着深刻的关系,有必要结合亲职教育规范其行为。建立亲职教育制度可从时间、空间、教育方式、负责部门多层面入手,明确教育的对象、各部门的分工、教育方式、考核方式以及教育目的,将亲职教育品牌化、专业化以促进专业化,由司法部门主导,通过多种途径唤醒监护人的责任意识,防范、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与再犯,将未成年人犯罪带来的社会危害性降到最低。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监护人的责任和作用——兼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

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凸显家庭问题是对其影响的重要因素。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了家庭和监护人的责任,但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体系中,家庭预防始终是一块"短板"。应强化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监督、惩戒,对其教育应制度化、规范化,促进未成年人监护人认真履行职责,更好地发挥家庭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的积极作用。这是社会各个方面形成整体合力的基本前提。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大德育体系——对未成年人教育责任分担和加强德育工作的思考

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旗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高度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努力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质，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重要保证。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监护人的作用和责任——兼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

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凸显家庭问题是对其影响的重要因素。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了家庭和监护人的责任，但是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体系中，家庭预防始终是一块“短板”。因此，应强化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监督、惩戒，并对其教育制度化、规范化，以促进未成年人监护人认真履行职责，更好地发挥家庭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的积极作用，这是社会各个方面形成整体合力的基本前提。

构建“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教育体系

对下一代的教育并不单纯是学校教育。在少年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同等重要．都不可忽视。

湖北 放任未成年人犯罪的监护人将接受亲职教育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最近通过的《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规定，放任未成年人有违法犯罪为的监护人，将由司法机关纳入强制亲职教育名单。

检察视阈下罪错未成年人家庭教育问题研究

家庭教育问题是导致未成年人滑向违法犯罪深渊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家庭教育法律体系日益完善,包括《家庭教育促进法》在内的多部法律明确了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但在运行中逐渐呈现出一系列问题。本文尝试立足检察视阈,从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背后的家庭教育问题出发,梳理国家干预家庭教育的历史沿革,解析罪错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干预的现状和困境,提出罪错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完善路径,以期唤醒监护人的责任意识,发挥国家干预的有效作用,强化未成年人保护,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家庭教育权在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行为中的实现路径——以《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十二条为中心

针对当下未成年人沉迷网络问题,新近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十二条作出了立法回应。家庭教育权在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行为中的正确实施,需要在责任主体范围、特殊未成年人群体保护、“应当合理安排”下未成年人学习权与休息权平衡、网络监管法律责任厘定等方面予以明确。针对这一问题,要把“网络”作为确定“其他监护人”范围的重要考量因素,强化家庭对特殊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监管力度,尊重并保障未成年人的学习权与休息权,探寻国家外部强制与家庭内部自治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十二条规则的具体适用上,建议明确“其他监护人”的范围,建立特殊未成年人群体家庭教育分类指导制度,构建“合理安排”的量化标准,细化不履行家庭网络监管职责的相关责任规定,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家庭教育权在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行为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