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附条件不起诉中的适用、反思与完善

作为少年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于保护未成年人,促使其回归社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须始终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近年来,我国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的比率有所增长,但实践中仍然面临适用要件判断主观、监督考察计划单一、帮教效果不佳等实施困境。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第二十七批指导性案例以对实务有所指引。此次指导性案例在践行未成年人利益最佳原则上取得一定积极效果,但实践中依然存在观护基地现状难以满足监督考察需要、忽视对未成年受害人的保护,完全落实将导致检察机关负担过重等问题。为此,应促进少年司法转介管理机构发展、政府介入促进观护基地多样化、关注未成年受害人成长需求,以实现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在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推动司法繁简分流等方面的完善与发展。

父母以外的第三人享有探望未成年人权利之形塑——以《民法典》第1086条为基准

父母基于人伦天性,对于未成年子女之照顾,在法律上应推定最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其亲权不容任意干涉,但如果父母或监护人拒绝或干涉与未成年人具有特殊感情之父母以外的第三人探望未成年人,导致未成年人与自幼建立感情深厚之人不当隔离,对其身心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因此,需要结合我国判例与域外立法例,从解释论与立法论层面,剖析父母以外第三人享有探望未成年人权利之正当性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我国的立法与司法表征,进而确保父母对未成年人的亲权或者监护权人的监护权免受不当干涉,同时在父母以外第三人与未成年人会面交往需求之各法益之间谋求一妥适之平衡点,争取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试论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精神损害的救济途径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研究已初具规模,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的精神保护始终处于真空状态。本文从我国的法律现状着手,分析在离婚案件中对未成年子女保护的必要性和法律依据,并提出构建我国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应由未成年人父母以外的其他顺位监护人担任法定代理人,向离婚的父母请求赔偿,赔偿数额的确定应考虑未成年子女的精神受损害程度,父母的经济实力或财产收入状况,父母双方的过错程度,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

未成年人利益最佳与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一条

未成年人利益最佳,是处理未成年人所有事务的首要原则。在刑法领域,未成年人利益最佳需要同时考虑加害人利益与被害人利益、着眼长远发展性利益并追求利益的最优化。基于未成年人利益最佳原则,适当降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是应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应然举措,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条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值得肯定。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意味着对低龄犯罪人全面发动刑罚,而是需要在未成年人利益最佳原则的指导下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进行限制解释,保证司法适用的妥当合理。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不应止步于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而应密切关注建立两级从宽档次、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司法以及前科消灭等配套制度建设,构建多措并举、多轨并行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

论代孕中的亲子关系——以全国首例非法代孕监护权纠纷案为例

应区别对待代孕协议中的监护权转移条款和其他条款,前者因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后者要依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而区分处理,如有偿代孕协议因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原则而无效,而无偿的完全代孕并不当然无效。因此不能依据代孕协议确定代孕子女的法定父母,而应认定子宫提供者即受托人作为代孕子女法律上的母亲。委托人在符合《收养法》的前提下,经过受托人同意,可以收养代孕子女,与之建立父母子女关系。

刑事责任年龄应当降低

这几年来,人们经常看到 14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的报道。但是,受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影响,他们却无法得到《刑法》的有效制裁。《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事责任年龄个别降低至 12 周岁,在法律层面上回应了社会及学者的争论。本文将从关于刑事责任年龄争议的“维持说”、“降低说”、“弹性说”三个角度切入,以刑罚的功能、目的为依据,未成年人利益最佳为主要视角,并结合“降低说”和“弹性说”指出刑事责任年龄应当降低的理由,对其中的“维持说”提出反驳依据,提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