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代孕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实现——全国首例非法代孕监护权纠纷案评释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并非所有代孕协议都当然无效,对此应依据民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区分处理。当代孕协议无效时,子宫提供者即受托人是代孕子女法律上的母亲,而基因提供者即生物学上的父母则并非当然是代孕子女法律上的父母。受托人在符合《收养法》的前提下,有权将代孕子女送养,而收养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可收养,至于其是委托人还是第三人则在所不问。当受托人下落不明时,有权机关应依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将代孕子女送养,并应重点关注事实上已与被收养人共同生活且行使抚养教育职责的委托人,在无证据证明委托人存在不利于被收养人身心健康成长的情形时,应依法确立其与被收养人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并行使监护权。

论《民法典》抚养纠纷条款中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适用

《民法典》第1084条在离婚后子女抚养条款中引入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这是我国立法的重要进步,但其司法适用尚存诸多问题。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是《儿童权利公约》和各国家庭法的基本原则,域外已形成了较明确的判断标准。其中,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既是公约明确规定的权利,也构成了判断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直接要素。为保障《民法典》的有效施行,我国还需通过下位法或司法解释等进一步规范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具体判断标准,以未成年人的需求和安全为首要考量要素,明确尊重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与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完善未成年人意见表达制度、家事调查员制度、程序代理人制度及保障专家参与等深化家事审判改革措施来促进该条款的有效适用。

抚养纠纷中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评估准则

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需要在具体环境中评估和阐释。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利益权衡方法评估最大利益并以此确定抚养权的归属,但这一做法普遍面临自由裁量权过大并威胁法的安定性的质疑。对此,可以考虑从抚养纠纷中存在的主、客观要素出发,发现确定抚养权归属中存在共识的基础规则,并以其为基础,在有规整漏洞时推导抚养权归属法律效果评价可以适用的具体规则,从而将利益权衡方法作用于法律效果评价的过程去神秘化,使法律效果评价可予反驳且能经受得住反驳,减少司法恣意,维护法的安定性。

监护侵害行为的刑事法规制研究——以《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为视角

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是处理监护侵害行为的基本原则。刑事司法与《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衔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护犯罪被害人"的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相契合;二是监护侵害行为报告主体的开放性便于有效打击刑事犯罪;三是检察院代表未成年人以虐待罪向法院起诉并未突破现有刑法框架。刑罚处罚措施与非刑罚处罚措施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两种形式,对于监护侵害行为刑罚处罚方式的完善,应从确立剥夺监护权的资格刑与增设亲职教育两个层面展开。

未成年人医疗决定模式的民法典解读

民法典人格尊严及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人格权的规定为未成年人医疗决定问题中尊重未成年人意愿、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奠定了法理基础。依民法典监护制度及婚姻家庭制度,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医疗享有代理决定权。依民法典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限制行为能力的"成熟的"未成年人享有对"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特定类别医疗事项的自己决定权,应明确未成年人得独立决定的医疗类别。依民法典国家监护制度,处于国家监护机构监护的未成年人,监护机构有医疗决定权,应明确监护机构对未成年人非常规医疗决定权行使的法定条件及程序。对父母在医疗决定问题上未尽到监护职责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权益等情形,可撤销监护人资格指定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我国应建立未成年人医疗决定个案的司法裁判制度。

论未成年人监护的价值理念——以国家干预及其尺度为视角

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的严峻形势直接暴露了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漏。宏观上,监护制度缺漏诸多,国家干预贫弱,呈现的是放任主义;微观上,针对性立法零散混乱,回避伦理亲情。宏观干预不足,微观矫枉过正的原因在于监护价值理念混乱模糊。随着未成年人利益本位的确立,家庭自治监护模式的式微,强化公权力干预获得正当性。但同时不能忽视监护关系的先在性和家庭监护的天然优势,对家庭监护的伦理性给予充分尊重,在干预过程中应当注重家庭监护的法律化和强制化,在引入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同时对最大利益作柔性考量。建立以家庭监护为主要模式,以国家监护为个别辅助模式的监护形态。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理基础与规范逻辑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后备力量,其身心的健康历来都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在实践中,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后“不能告诉”、加害人“不愿告诉”、旁观者“无义务告诉”的局面严重妨碍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和救济。强制报告制度的引入有力地破解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隐蔽性高”“发现难”的顽疾,其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通过法理分析可知,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不仅贯彻了国家亲权主义的理念,落实了平等保护的基本人权观,更是对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忠实践行,因此其具备充分的法理正当性。通过对域外国家成熟经验的考察发现,各国强制报告主体的涵盖范围较广,强制报告内容的分类较为科学、具体,对未履行报告义务的主体责任追究更具威慑力,同时对善意报告者的保护和责任豁免的考虑也较为周全。域外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从规范维度厘清强制报告的主体、内容及未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

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立法现状研究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立法体系已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三大问题:立法理念层面,现有立法忽视未成年人的独立性,未充分展现未成年人的主体视角;立法内容层面,已有法律法规原则化倾向明显,实效性问题令人置疑;立法体系层面,现有法制保障体系缺失一系列单行、专项立法及一部综合、全面且行之有效的未成年人福利法。

专门矫正视野下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隐私权保护研究

在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与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分别进行社区矫正的语境下,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应该走向专门化和多元化。加强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隐私权保护,无论是从国家刑罚权、公共利益的实现还是从落实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角度来看都具有正当性。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在概念外延上具有交叉关系,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隐私权保护的主要难点在于对隐私信息这一客体的保护上。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隐私权的内涵主要包括对其隐私权客体的支配权、利用限制权、受保护权。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隐私权的保护应该选择单行式的独立保护模式,而不是分散式的附属保护模式。其远景目标是要构建起单行的少年法典、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专业化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项目、完备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配套机制。

我国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行使制度之合理构建

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行使制度直接关涉未成年人生命权及身体健康权的保护,但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此却无任何规定,形成立法漏洞,亟需弥补。应在结合我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立法例的有益经验,规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因智力障碍不能理解医疗行为性质和后果的未成年人无医疗同意能力,其医疗同意权由其父母或监护人代为行使;其他年满14周岁、智力正常的未成年人具有部分医疗同意能力,对风险较小的医疗行为可自行行使同意权,对风险较大的医疗行为其本人的决定需得到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父母或监护人须按照符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代行医疗同意权,否则相关个人或组织可以提请法院审查和作出决定。

论《民法总则》中未成年人自我决定权的价值基础和制度完善

《民法总则》第35条规定"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这是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听取他们(指未成年人——作者注)的意见"的沿袭和强化,赋予了未成年人在家庭关系中的自我决定权,只要不伤害他人和未成年人自己。但是这样的观念,还不能得到大部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理解和支持,为此深入探究该条款的价值基础仍然很有必要。从法理上看,保护未成年人自我决定权是各国民事立法的通例,是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的结果,有助于实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而且也不违反中国传统家庭美德。当然仅有理念也不能保证未成年人自我决定权的有效落实,未来《民法典·亲属编》还需进一步在改名、劳动、抚养权归属等方面细化未成年人自我决定权的范围,对剥夺未成年人自我决定权的行为设置相应的处罚措施,增加未成年人本人、亲属及检察机关作为诉讼主体,赋予未成年人亲属、教师、医生等人员强制报告的义务。

子女的抚养权到底归谁?这回有准话了!

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和婚姻家庭立法的重要进步。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应由谁抚养,一直是婚姻案件审理中的重点问题。走到诉讼离婚的地步,夫妻间的矛盾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彼此很难理性地坐下来协商孩子的抚养问题。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法院根据双方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