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基于对社会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热点事件的回应,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规定了12~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特别要件。但该规则如何在司法中具体适用存在诸多争议。构建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在实体方面应准确把握罪名和情节恶劣的认定,在程序上明确报请的主体和方式。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指导下遵循“以核准为原则,以不核准为例外”,聚焦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解决核准追诉程序不明确问题。

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

近年来频发的低龄未成年恶性案件将未成年犯罪再一次推上风口浪尖,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所构建“年龄+实体罪行+程序形式”的模式,体现惩治触罪低龄未成年恶性犯罪与审慎追诉保护未成年之内涵。对于核准追诉相关实体与程序要件的理解适用难题需要结合司法实际,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整体上进行把握理解。实体要件上采用“罪名+罪行”路径理解“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的射程;探究“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与罪名要件的排列组合及其因果关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理解“情节恶劣”积极因素与阻却消极因素。程序要件上探讨核准追诉的内涵、核准期间对未成年处置、未成年权利保障。贯彻落实对未成年教育惩戒为主原则,力求对低龄未成年犯罪的正确处置。

低龄未成年人案件核准追诉问题研究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频发,社会各界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日益高涨。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刑法》新增第17条第3款:“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本次修订标志着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从14周岁下调至12周岁,核准追诉的权力被赋予给最高人民检察院。

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的教义学阐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创设了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这是我国特定社会、实践以及理论背景下的产物,本质是未成年人保护条款,并以公正司法、防止错诉为目的出台。该程序的行为要素为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结果要素为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要素为需要综合予以认定的“情节恶劣”。

低龄未成年人案件核准追诉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关于低龄未成年人案件核准追诉的规定,兼有依法惩治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和审慎稳妥追诉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之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核准追诉权的规定既与超过20年追诉期限案件核准追诉主体的规定保持一致,又充分考虑到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独特作用。对核准追诉相关实体和程序要件的理解适用应符合当下司法实际,有必要对争议性较大要件建立相对科学便宜的标准供司法者具体适用。核准追诉仅是办理低龄未成年人案件的一个环节,检察机关应当从整体上把握低龄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工作,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促进特别程序实质化落实,推行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最大化实现立法价值。

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程序定位及其重要展开

从程序上看,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行为属于侦查程序的行为,而不是立案程序或审查起诉程序的行为。因而报请核准追诉的时间应当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需要逮捕被追诉人的案件中,侦查机关应当在提请批准逮捕的同时报请核准追诉;二是在无需逮捕被追诉人的案件中,侦查机关在确定查明的事实与收集的证据符合核准追诉条件时,就应当立即报请核准追诉。根据这种程序定位,在核准追诉的证据方面,应当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的实体法事实确定证明对象,根据审查批捕标准确定核准追诉的证明标准;在核准追诉的当事人参与权与救济权方面,应当听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还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意见,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服不予核准追诉决定的,不可提起自诉,但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问题研究

《刑法》第17条第3款在严格限定条件的情况下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了下调,为处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危害案件提供了新途径。在实体上,情节恶劣需要根据案件情况进行全面评价,综合考量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手段、过程、后果、犯罪中的作用、对象、案发原因、场所、时间、犯罪后表现等情况,以及其犯罪行为是否冲击社会基本价值观,挑战社会人伦底线等因素,予以判断。在程序要件上,第17条第3款中的核准追诉指的是核准启动刑事追诉程序,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继续追诉时效不同。“核准追诉”的实质,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该案的走向是作为刑事案件还是保护处分案件,其法律性质为先议制度。在具体程序上,核准追诉应当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之前,证据收集方式应当根据案发后是否发现行为人而有所区分,对于行为人是低龄未成年人的,可以采取相应的调查和任意侦查措施,并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一定的强制性管束措施。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情节恶劣”要件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至十二周岁,并确立了三个实体法上的要件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程序。其中"情节恶劣"要件的规定最为笼统,同时又可能是划定和严格控制追究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的关键所在。我国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转为死刑立即执行所要求的情节恶劣标准、故意杀人案件中"情节恶劣"认定的实践状况和美国少年司法制度中少年法院放弃管辖的标准,可以为探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中情节恶劣要件提供有益的比较与参照,并通过参照得出整体性、方向性的初步结论。在对情节恶劣要件进行把握时必须赋予充分的裁量权,并应当通过程序、专业和标志性的案例对裁量权进行限制,同时还必须遵循未成年人司法的基本要求。

低龄未成年人案件核准追诉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确立了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制度,内容涵盖三个实体限制条件以及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程序限制条件。但同时,规定存在着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务中对低龄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为消除适用上的误区、争议,发挥应有的效果,需要系统解决低龄未成年人案件核准追诉问题。本文从条文理解入手,围绕核准追诉条件进行深入剖析,并着重阐述了“核准追诉”的性质,同时直面程序构建中情节恶劣、强制措施等核心难点,并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以期对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的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确立了一种新的核准追诉,具有平衡因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带来的惩罚倾向、统筹兼顾特殊预防与特殊保护、缓和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紧张关系等功能价值。新核准追诉适用条件之一“犯故意杀人、故意伤人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是考虑刑法谦抑性、未成年人犯罪实际情况的结果。新核准追诉的另一适用条件“情节恶劣”本质上属于一种可罚性升格条件,需要通过未成年人的心理成熟程度、未成年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行为手段、行为规模、是否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等因素进行判断。虽然已有核准追诉程序的规定,但需对若干问题进行调整后才可适用于新核准追诉。

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立法审视与范围厘定——兼论《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条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条在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基础上,创设了我国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核准追诉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核准追诉的审查过程中,理应体现"以未成年人为中心"的少年司法特色,遵循"以被追诉人为对象"的核准追诉要求。在司法适用方面,需要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审慎理解:对于犯罪主体需要同时审查年龄与刑事责任能力,情节要件需从罪行、手段等情况进行认定,"情节恶劣"的认定需结合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实践困境与完善

《刑法修正案(十一)》确立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但实践中办案流程存在争议,情节认定存有质疑,低龄未成年人处遇难等方面的问题和困惑影响了制度运行效果。需要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理清相关法律争议,完善配套措施,明确办案流程和工作标准,加强专门学校建设,提升专门矫治教育实效,从而完善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工作。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程序司法实践问题与完善

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正后的《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超过诉讼时效核准追诉制度的实践展开

我国《刑法》规定了超过诉讼时效核准追诉制度及其适用条件,但却未对适用条件的具体内容做出详细规定,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核准追诉案件的证据标准应采用“双标准”模式;判断“法定最高刑”时,应考虑能够影响“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量刑情节;“认为必须追诉”的主体应包括司法机关、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于“必须追诉”的认定应对犯罪嫌疑人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虑;“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在事实、证据达到立案标准后立即报请。

论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程序的建构——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中心展开

《刑法修正案(十一)》就追究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刑事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即应通过核准追诉程序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作出决定。与通常的刑事案件核准追诉程序相比,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核准追诉因被追诉主体身份的特殊性而带有自身的独立价值。可将涉罪未成年人的核准追诉程序分为准备、实施、执行三个环节。其中,准备环节需要满足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危害结果要件;实施环节则需要明确实施的时间、实施的机关、实施的方式等内容;执行环节主要是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核准追诉决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等阶段中予以贯彻。在建构涉罪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的过程中,应注意其与认罪认罚从宽、特殊不起诉、刑事辩护等制度的协调配合。

关于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公安执法体系构建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废除了收容教养,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并将两类犯罪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下调至12周岁,但现行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程序如何展开却尚未明确。因此,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程序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应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移送报请核准追诉案件意见书,并由该检察院层报至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共有27处涉及公安机关权力、职责和义务,笔者梳理了公安机关的权责,并提出应当从传统的治安防控向兼具教育矫治过渡,从而形成在规范框架下构建分级处遇的未成年人预防、宣教、矫治、刑责全流程执法体系。

“5+1”模式,寻找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问题

根据《检察日报》的报道,2024年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河北邯郸初中生被杀案”中三名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依法作出核准追诉决定。就像“人是世界的核心,心理是人行为的导航器”那样,本期“心理”专栏,我们从未成年人的心理层面出发,探寻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背后隐藏的危机以及正确的干预应对措施。

刑事证据法视域下特定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规则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有条件地降低了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确立了特定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程序裁量空间。特定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案件具有证据类型固定、证据调查方法有限以及庭外证言笔录缺乏证据能力等特征。检察机关应立足于“人”的证据方法,贯彻“合适成年人在场”原则,优化庭前笔录真实性质证规则,探索检察听证程序的适用空间。办理此类核准追诉案件不仅应明确相对独立的证据规则与证明标准,而且还应改善未成年人参与作证的庭审环境。

低龄未成年人案件中核准追诉的体系化解说

为妥善处理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的低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通过全面分析现行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在该类案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并非犯罪成立条件,只是单纯的程序规定;并且核准追诉宜定位为起诉条件之一,不影响公安机关对案件立案侦查和移送审查起诉。接受移送的检察机关需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取得核准后,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经核准追诉的案件,受诉法院应依法独立审判;同时,检察机关并非一定要提起公诉,而是可以根据情况对涉案未成年人分别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或特别不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予核准追诉,意味着行为人不具有相应刑事责任能力,检察机关应停止追诉程序,并对其依法定不起诉处理。

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条款的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有条件地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降低到十二周岁,如何妥当适用这一规定是当前司法实务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为了平衡双向保护原则中社会保护和未成年人保护的关系,同时也为了使立法、司法保持逻辑自洽,采取“罪行+两个特定罪名说”解释“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这一范围具有合理性。从当然解释的立场出发,采用“择一对应论”对“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这一结果要件与前述的罪名范围排列组合成四种情形较为可取。通过重点考察低龄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犯罪前科及悔罪表现、被害人的特殊性与人数、行为次数、犯罪地点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积极性因素,同时重视对其身心发育是否迟滞、其成长环境是否存在严重缺失并由此导致人格缺陷,被害人是否存在明显过错等消极性因素的考察,从而综合判断涉案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是否达到“情节恶劣”的要求。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核准追诉的程序上,应将与侦查机关同级的人民检察院作为启动报请机关;采用逐级上报、层层审核并最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来决定是否核准的方式;在报请核准期间,可以考虑将涉案低龄未成年人临时安置在看守所设立的专门区域;同时,应当允许涉案低龄未成年人在报请核准期间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