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思想及当代镜鉴

中国古代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政策中,“学校—宗族—社会”一体的教育体系起到了极大作用,尊礼奉法的思想融入未成年人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中。中国古代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遇上体现出“仁政”“恤幼”的思想,较为明确地规定了判断未成年人的标准,在立法与司法中体现出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罚的原则。在建设当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时应以史为鉴。国家层面,应保障司法独立,正确引导舆论;社会层面,应着力建设“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普法体系;个人层面,法官应重视对类案检索的使用等。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探析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对轻微犯罪及少年犯罪采取"轻轻"刑事政策,导入"社区处遇"和"非刑事化处遇",运用替代自由刑、扩大使用罚金刑,尽量避免国家的过度干预。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如何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如何正确适用于少年刑事司法,是我国少年犯罪刑事政策发展与完善的关键。对少年犯罪应宽严相济,以宽为主;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应完善少年犯罪社区娇正制度;应建立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有条件地"洗牌"。

保护与惩罚: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之选择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无论是严厉的刑罚惩治还是人性化的轻刑化、非刑罚化处理, 就实证效果看,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笔者主张,应对未成年人犯罪,宜采取轻刑化和刑罚严厉化两极化的刑事政策,以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社会顽疾实现综合治理。

保护与惩治之间: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争议焦点与类型区分

现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政策或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主要存在双方各说各理而论争焦点不明晰、非此即彼而类型区分不明显的特点,其中围绕的核心政策取向不仅是一个刑法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澄清、解决具有现实紧迫性。应对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在"责任、惩治"与"复归、保护"的政策之间进行拿捏,保护与惩治属于两个不同维度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政策,对于"保护"偏绝对化的现实状况,需要"惩治"的消解与补充。应破除"刑不上未成年"的思维窠臼,抑制犯罪,刑罚的威慑效果是不可或缺的。散见于不同司法解释文件的分类思想并未得到理论上的系统梳理与总结。应当就不同类型的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同的宽严政策。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反思与重构

对于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而言,当前固守福利主义观或完全转向惩罚主义,都不符合现实。应该由目前一味强调教育、挽救的“从宽”政策,转向建构融惩罚和教育于一体的宽严相济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应明确惩罚亦是一种教育,不应该将其与教育对立起来。对于犯罪未成年人的惩罚,无论是在刑事古典学派还是刑事新派的理论中,都具有正当性。应该说,惩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实现积极的一般预防。应根据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进行分类处理。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整体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不能仅仅关注"未成年人"及其"已然之罪"上,应该体现"提前干涉"和"向后延伸"的特征,其所针对的行为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犯罪行为,还包括了一般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所以,要有效治理未成年犯罪问题,需要变革刑法,需要从总体刑事政策、定罪政策、刑罚政策、处遇政策、诉讼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革新,并需要借鉴吸收各国成功经验,尤其是全国各地试行多年且行之有效的实践做法,建立中国独特的少年刑法、少年司法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心理学审视

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上存在着一体化和独立化两种主张。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应当独立化。其中,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差异性是其独立化的前提,惩罚负效果的扩大化是其独立化的基础,未成年人心理发展尚未定型是其独立化的关键。我国应倡导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以促进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发展。

论“以教育为主”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

我国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的缺失、人们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认识偏差以及司法技术方法有待提升和更新等原因,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犯罪处罚过重。"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在当前现实条件下既具有充足的公正性,更具有强烈的功利价值。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判处罚金,只判处附带民事赔偿,体现了"以教育为主"刑事政策,实现了罚金刑的预防、制裁犯罪功能。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与少年司法制度变革

正如法国刑事政策学家安塞尔先生所言,刑事政策是观察的科学和组织反犯罪斗争的艺术或战略。①作为＂战略＂,其自然应具有全局性和宏观性,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刑事政策还具有反犯罪斗争时＂艺术＂般的精巧性,具有对犯罪现象的策应性、针对性、精准性,

我国古代“恤幼”思想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启示

中国古代深受儒家人本思想影响,"恤幼"思想就是表现之一。"恤幼"思想认为国家、社会和长者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的特别宽容,在刑事责任年龄上、在刑事处遇上主张对少年给以更多的关爱,并将其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这些思想对我们当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制定和完善仍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分析解读

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过重,虽然跟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的缺失有关,更与人们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尚未认识到位有关。"以预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既具有充足的公正性,也具有强烈的功利性。

未成年人利益优于社会利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选择——以澳门地区为例的分析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与"教育、感化、挽救"是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性内容,其贯彻落实必然涉及双向保护原则,即平衡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兼顾。我国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护为主要特征,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核心。大陆应借鉴之,对未成年人实行"保护第一、教育第二、惩罚补充的原则",如此才能使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天平相对平衡,使未成年人利益得到真正的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浅论

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关怀并加以特别保护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因而在刑事政策方面,各国一般更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与保护而淡化刑罚。本文在刑事政策世界发展趋势的视野中,借鉴西方新社会防卫理论及其刑事政策实践,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司法、执法现状等相关问题,主张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完善我国少年犯罪司法制度,以充分发挥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积极作用。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新动向——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作了相应修订,正式在立法层面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明确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不成立累犯,扩大了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这些修订进一步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加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切实体现了刑罚社会化的要求,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使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进一步走向完善,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最新动向。

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对于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照顾和关怀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在刑事政策方面,多数国家都很重视对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矫治。我国在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应当从定罪政策、刑罚政策以及执行政策三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和完善。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例的前提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司法制度。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问题的思考

针对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形势,应使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同时还应借鉴国外的社会调查、前科消灭以及设立未成年人法院等做法,引入和建立其他新的机制,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

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的新尝试与有益突破——评张利兆博士《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尚在人生起步阶段中的青少年是敏感而脆弱的群体，他们对环境充满好奇与渴望，但却还没有拥有足够的理智去甄别周围的一切。正因如此，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点变化，其影响往往都会在青少年身上显现出来：开明健朗、奋发有为的社会风气，可以熏染出更多胸怀大志、积极进HV的风垡，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变迁路径——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是一种公共政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经历了萌芽期、确立和虚位化时期、初步落实时期、部分内容法定化时期四个阶段。在倡导联盟框架下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变迁受到政策取向学习、政策经纪人、子系统外部事件的影响。但是,其没有发生核心政策以及政策工具的根本改变。其内部的"以教为刑"联盟要想成为未来占主导地位的联盟并将其政策信仰转变为现实的政策,降低与"以刑为教"联盟的沟通难度、突破与"以刑为教"联盟的学习阻力以及在全社会去除镇压报复的观念、形成教育矫治的氛围和取得中央政法委的正式认可至关重要。

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初探

尽管我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但“恤幼”思想和宗法伦理却如现代的刑事政策一样, 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在“恤幼”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古代法律在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诉讼等方面对犯罪未成年人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同时,为了维护家族内部的“尊卑有序”,宗法伦理要求对违背家族内部等级秩序的行为予以严惩,据此,我国古代法律设立“不孝”罪、“准五服以治罪”等制度,它们虽不仅仅指向未成年人,但却是古代未成年人特定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准则。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完善和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以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制定、实施的方针、指导原则及具体操作措施的总称。本文立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标准、非监禁化等角度,提出了完善和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