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困境、成因与建构

随着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如何兼顾未成年人的惩罚与教育是解决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的必修课,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帮助未成年人重返社会、接受社会再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制度构建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衔接上均存在缺陷,其成因主要来源于立法、实践、以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的价值权衡三个方面。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以从扩大适用范围、明确法律规定以及强化与其他制度的衔接等方面入手。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基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275条为逻辑起点的展开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创设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刑罚的功能目的、契合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有着独特的价值功能。但缘于立法建构的粗陋及法律语言的模糊,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多方面的适用困惑。梳理"上海模式"、"彭州模式"和"乐陵模式",司法实践中,适用该制度时应从封存范围、封存主体、作出封存的时间、封存的方式、查询的主体与事由等方面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犯罪记录与前科分属不同的理论范畴,封存与消灭的内涵亦颇具差异,故不可混同使用"犯罪记录封存"与"前科消灭"。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总体方针与原则的视角考察,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完善少年司法体系、帮助犯罪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的功能。但目前的制度设计中,适用范围过窄、查询主体泛化、封存程序过于原则、法律效力较为模糊、责任追究与救济措施缺失,已然严重影响了封存机制的实践效果,阻碍了该制度预设功能的实现。应当以封存决定进入判决书为起点细化适用程序,严格限制查询被封存犯罪记录的主体资格,明确封存的法律效力,构建违背封存义务的责任追究与救济机制。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践考察与未来走向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在立法上确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还存在诸如适用对象范围过窄、启动方式单一、与我国一些法规存在冲突等问题。为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合法利益,从适用范围、启动方式、与其他法规的适配性等方面提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修改建议。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应是中国现行制度的未来走向,需要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对其过渡方式作出正确的选择。

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实行封存制度,这是刑事诉讼立法的一大进步,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美德等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构建完善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必须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工作机构、实施程序、封存解除与消灭等方面进行考量,以解执法办案之困。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

在满足法定的犯罪年龄和刑罚程度条件的前提下,无论未成年人所犯罪行属于何种性质的犯罪,无论未成年犯罪人是初犯、偶犯还是再犯,亦无论未成年犯罪人有无认罪、悔罪表现,其犯罪记录都应毫无例外地予以封存。行为人跨越18周岁前后实施犯罪的,如果其中成年时的犯罪行为轻微,对于包含未成年及成年两个年龄阶段犯罪行为在内的犯罪记录予以整体封存,可以较好地体现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应当扩大解释到包括定罪免刑、存疑不起诉、酌定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从最大程度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特殊保护的角度出发,各个司法机关在自己职能对应的诉讼阶段结束后,应当及时地、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本部门保留的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各种卷宗材料予以封存。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效力具有持续性。犯罪记录封存机关在审查有关单位据以要求查询的"国家规定"具体内容时,应当注意这些规定是否与《刑法》第100条第2款规定的未成年犯罪记录报告免除义务制度相冲突。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犯罪记录封存不等于犯罪记录消灭,现有规定存在适用范围过小、主体不明确、程序模糊等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有待进一步完善并最终确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价值在于淡化犯罪标签并平衡人权保障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导致该制度可操作性不强,有必要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核心解读相关术语。目前该制度在运行中存在信息难以封锁、法律规定及有关制度之间相互矛盾的问题。鉴于此,未来立法有必要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保密程序等外围制度为中心,理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其他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监督与救济程序,构建弹性、递进式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试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一大亮点,它是《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免除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报告义务规定的程序性配套措施,可以有效地遏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负面"标签效应",有利于上述特定的未成年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及其再社会化。但是,《刑事诉讼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较为原则,因而有必要对其适用条件、法律效力、适用程序及其进一步完善加以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从实证案例中发现,未成年人被封存的犯罪记录仍会出现在庭审中,影响到法官的自由心证。同时,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在社会中仍然会被贴上"歧视性"标签。通过对部分地区进行考察,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呈现扩大趋势,部分地区也采取了与成年犯罪相分离的档案保管形式以及系统性的犯罪隐私保护模式。为彻底消除犯罪记录对未成年人造成的后遗效果,防止刑事司法与社会对未成年人作出二次不利评价,有必要在结合地方先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前提、条件、程序、监督四个方面着手,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体系。

浅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措施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建设,应该从保护未成年人个人隐私和记录封存安全的角度出发,切实做好日常的档案封存管理工作。在法务活动中,推行实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国家机关对未成年群体的一种法律保护。本文分析了当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以期能对我国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所启示。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进行了规定,该规定体现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对人权的尊重,是法治的进步,同时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然而,因为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各种法律之间的相互冲突、各执法部门配合难度大等原因,导致未成人犯罪记录的封存在施行过程中并不尽如人意,无法达成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正当权益的目的。司法机关应该找准自身定位,立足本职、规范自身行为,积极促进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有效施行,为规范依法行政、维护法治尊严、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价值及完善

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封存是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的重要方法。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回归社会,实现了与有关国际条约的接轨等。但这一制度具有适用对象范围狭窄、与有关法律法规相冲突和适用程序不明确等不足,结合域外规定,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完善:扩大适用对象的范围、健全配套制度、完善适用程序。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与检察监督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增加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从检察机关近年来探索和试点的情况来看,健全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需要重点解决启动程序、决定模式等方面的规范化问题,并应结合检察职能的发挥,进一步加强对该项制度执行的监督。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中国实践:适用与走向

新《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纳入其中,体现了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但由于该规范本身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与《公务员法》等诸多的民事、行政法律法规存在冲突等原因,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落实和作用发挥存在困境。在中国语境下对其进行考量,应当通过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该制度的启动主体、执行主体、封存程序、查询程序等加以细化,对"有关单位""国家规定"等术语加以明确,并修正与之相冲突的法律法规,以达致自身完善和系统协调;在国际语境下对其进行审视,应当由未成年人犯罪封存走向前科消灭,且适用于所有的未成年人案件。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思考——以河南省实践为样本

为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落地实施,河南省检法两院分别颁布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实施办法》、《关于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通知》,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条件、封存内容、封存程序等作出了一般性规定。但法检两院分别出台的法律文件仅针对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封存工作,并存在规范冲突,并不能满足实践的需求。该制度在实施中也存在种种问题,例如与相关行政法律规范存在冲突;大量符合条件的犯罪记录未被封存;《刑事诉讼法》第275条第2款但书使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大打折扣;相关社会部门缺乏协调与配合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所代表的先进少年司法理念以及发展趋势不容置疑,当务之急是对症找出对策,于细部品质进一步丰富该制度的内容,完善其具体工作机制。

规范解释与路径整合: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

对未成年人实行犯罪记录封存是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实现特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具体举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践运行过程中主要存在封存主体标准不一、封存内容和范围过窄、查询主体不明确、查询制度执行不规范、缺少法律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等疑难问题。2022年出台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廓清了部分问题,但仍有很大完善空间。对此,应当统一规定封存决定主体、封存义务主体、封存内容及范围、相关概念的含义等内容,形成规范层面的共识。设置犯罪记录封存的特殊程序规范,建立监督程序和追责机制,实现封存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同时,协调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消解就业、资格考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对存在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的限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发展前景——从犯罪记录封存到前科消灭

新刑诉法设立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其中第275条规定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新刑诉法规定的这一制度规定过于原则,存在保护不彻底、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结合域外相关制度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加以剖析,发现设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发展的前景,更能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经过实践探索,已经得到法律确认。但这一制度在实施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适用范围过窄,法条衔接不够,缺乏考验期,查询主体过广,封存程序过于原则,不同法律之间有冲突等。对封存制度的完善,在尽快出台司法解释、修改有冲突的法律、联合出台文件外,对该制度的实施办法,应从提起程序、封存程序、法律后果、材料保管等方面进行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但该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且与诸多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存在冲突，加之受传统观念“标签效应”的渲染，直接影响制度实施的效果和未来走向。在规范和事实之间，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特定环境的支持和配套制度的跟进，并在时机成熟时，将该制度升格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