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实践基础与制度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致采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被收养人/未成年人)”表达范式,由此整个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贯通性的基本原则,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该原则同时具有承继国内法治实践和转化国际公约义务两个向度。对解释文件和司法数据的梳理表明,当前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呈点阵式分布,存在覆盖不足、标准不一、机械援引等问题。对照国际规范体系,厘清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权利要义、制度约束、效力层级和程序保障有助于为我国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注入系统、辩证和自洽的制度理性,进而通过权利本位明晰化、权益认定规范化、个案研判独异化和保护机制协同化,将这一中国特色表达深化为中国特色实践。

论最佳利益原则——以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监护权确立为视角

未成年人监护权的确立一直以来是离婚诉讼中尤其要关注的部分,我国与大部分国家一样,越来越强调和尊重未成年人的独立地位和真实意愿,确立了“最佳利益原则”。但在我国立法中,却并未明确规定“最佳利益原则”的内涵和判断依据等相关内容,同时,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也仍然存在缺乏完备的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等不足之处。本文以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监护权的确立为视角,旨在立足我国实际情况,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最佳利益原则的相关规定,健全有关最佳利益原则的配套机制,进而切实推动最佳利益原则的贯彻和落实。

未成年人的特殊法定权利保护不容忽视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为了确保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能健康成长,我国对未成年群体进行了特殊立法保护,赋予其特殊保护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往往有时容易被忽视,成为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因素。日前,有媒体报道某家长带未成年孩子去KTV,某市检察官现场进行普法劝诫的新闻引发关注,警示未成年人与家长要知法懂法,并维护法律赋予未成年人的特殊权益。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福利内涵及其窘困——以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为中心

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对传统刑事司法的挑战在于,青少年犯罪的防控机制首先要确立青少年有其自我成长发展的权利,成人社会必须依照这种需求而承担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主要指保护教养)以使这种权利得以践行。当今世界各国纷纷围绕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去建构各自福利性未成年人年刑事司法,并形成了不同的福利模式,我国福利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立法设计、执法机制以及社会环境都还有较大差距,应荡涤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趋紧的迷思,凝聚以儿童最佳利益为中心的共识,确立未成年人及其家庭、专业化司法等共同保障未成年人健全成长的福利教育法模式。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附条件不起诉中的适用、反思与完善

作为少年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于保护未成年人,促使其回归社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须始终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近年来,我国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的比率有所增长,但实践中仍然面临适用要件判断主观、监督考察计划单一、帮教效果不佳等实施困境。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第二十七批指导性案例以对实务有所指引。此次指导性案例在践行未成年人利益最佳原则上取得一定积极效果,但实践中依然存在观护基地现状难以满足监督考察需要、忽视对未成年受害人的保护,完全落实将导致检察机关负担过重等问题。为此,应促进少年司法转介管理机构发展、政府介入促进观护基地多样化、关注未成年受害人成长需求,以实现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在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推动司法繁简分流等方面的完善与发展。

让“未成年人利益优先”真正落地生根

在法律思想史上,将'未成年子女'作为独立、有意义的对象加以讨论,只有很短的时间。近数十年来,随着福利国家观念的兴起与发展,使国家对于儿童照顾的职责角色、政府与家庭的分工观念,都产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而这个改变,不但表现在许多法律的立法上,司法实务也同样受到影响。我国1950年《婚姻法》设专章规定了'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确立了以保护子女合法权益为原则和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相互扶养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论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保护

我国未成年人权利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依照法律对未成年人权利进行保护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变迁,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保护面临着立法观念落后、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完善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保护。

论未成年人新闻报道的最大利益原则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最为核心的原则，但在新闻传播领域稍显陌生。本文拟就该原则在未成年人新闻报道中的核心指导意义做初步探讨。

未成年人依法享有的特殊权利

未成年人作为我国历来高度加以保护的特殊群体,除享有一般主体享有的权利外,还享有下列一些特殊权利:(1)刑事豁免权。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不满14岁的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但必要时由政府收容教养。(2)受刑事处罚时,享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权利。《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明文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理念与刑法价值

由于未成年人自身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利益应超越固有的社会利益,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重点加以保护。这种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理念体现了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等刑法价值。

父母以外的第三人享有探望未成年人权利之形塑——以《民法典》第1086条为基准

父母基于人伦天性,对于未成年子女之照顾,在法律上应推定最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其亲权不容任意干涉,但如果父母或监护人拒绝或干涉与未成年人具有特殊感情之父母以外的第三人探望未成年人,导致未成年人与自幼建立感情深厚之人不当隔离,对其身心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因此,需要结合我国判例与域外立法例,从解释论与立法论层面,剖析父母以外第三人享有探望未成年人权利之正当性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我国的立法与司法表征,进而确保父母对未成年人的亲权或者监护权人的监护权免受不当干涉,同时在父母以外第三人与未成年人会面交往需求之各法益之间谋求一妥适之平衡点,争取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的反思与转进

作为刑事案件公开审理的例外规则,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予不公开审理,体现出对减少未成年人污名化的认知及对其矫正自新的期待。然而辗转于公众知情权与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现实冲突下,一些未成年人恶性暴力刑事案件亦面临是否予以公开审理及若公开审理所适用特定规则等考量。基于“儿童最佳利益”原则,本文建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宜由目前绝对不公开审理改为相对不公开审理,并提出严格限定可予公开审理的刑事案件范围、审慎设计有条件附程序的公开审理流程、稳妥考量适格人员有限旁听及媒体有限报道、认真赋予未成年被告人申请公开审理的权利、积极拓展人民陪审员参审的作用发挥及机制保障等建议。

未成年人缔约能力制度比较研究

各国民法典或者合同法对未成年人的缔约能力都作了规定,这些规定在总体上既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利益的特殊保护,又注重维护交易安全和善意成年人的利益。各国立法对未成年人缔约能力的规定也呈现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值得中国立法借鉴。

特别程序彰显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

未成年人身心未臻成熟，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群体特性，应当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有利于其未来发展为基点来制定刑事司法政策和设计具体的诉讼制度、程序和规则。

离婚监护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检视与完善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民族的未来。然而,近年来我国离婚数量逐年增加,失去家庭庇护的未成年子女越来越多。本文以2020-2022年河北省邯郸市两级法院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抚养权为视角。

未成年人犯罪报道中的媒体失范及对策

新闻媒体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方面承担着不容推卸的责任。近几年来,关涉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相继修订,而一些新闻媒体在报道该类案件时,因过分追求＂新闻利益第一＂而陷入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误区。媒体报道中的误区1.忽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1989年国际《儿童权利公约》明确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第3条第1款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

离婚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

离婚后未成年人监护原则经历从"父权优先原则"到"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的变迁,但我国在未成年人监护立法上既没有确立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也没有完善的措施保护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利益。我国应以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为指导,完善父母对未成年人监护模式的相关规定,增设登记离婚时未成年人最佳利益的保障措施,增设离婚诉讼中保障未成年人最佳利益的监督和保障机制,真正保护未成年人的监护利益。

未成年人司法的法理证成与本土建设研究

三十多年来,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取得巨大进步。但是,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一个重要原因是本土理论薄弱。推动未成年人司法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立足我国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提出切实可行的本土建设路径。未成年人司法是一类独立的司法活动,在名称和内涵上可以证成。建设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应当正确树立未成年人最佳利益的理念,因地制宜地设置未成年人司法机构,构建一套未成年人问题行为分级干预制度。

民事审判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问题及对策——以家事案件为视角

司法实务中,长期以来,我国对涉及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诉讼一直套用普通民事诉讼的模式,漠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事实上,不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考虑,都设置了专门的诉讼原则和程序。针对我国立法的不足,可以确立"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使之成为审理涉少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并建立以"诉讼代言人"、依职权审查调解协议、加大调查取证力度等为主要内容的法官依职权进行适度司法干预的审判方式。

未成年人器官捐赠研究

未成年人捐赠活体器官一般为各国或地区所禁止,除非是在符合法定条件下捐赠再生组织或部分脏器。未成年人的同意能力判断标准采取了年龄与理解能力相结合的标准。虽未成年人具有识别能力,但其捐赠器官的同意能力仍有欠缺,在尊重未成年人不反对意见的前提下,由法定代理人基于其最佳利益代理同意以补充其同意能力,并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捐赠。这样可确保其是知情同意后的自愿捐赠,以防仅为了摘除器官移植给受赠者的目的或其他不正当目的实现,从而达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