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犯罪记录流向社会公众的思索与实践——以江苏某基层法院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试点为样本

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功能是限制犯罪记录公开,确保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有关资料只在公检法司机关内部流转,避免因犯罪记录外流而引发社会公众对未成年犯的非规范性评价,形成"标签效应"。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未明确具体操作程序。江苏某基层法院在犯罪记录封存试点工作中引入听证程序等做法成效显著,为进一步研究和推动形成科学规范的封存操作规程积累了有益经验。

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探究(下)

近些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得到了全社会日趋广泛的关注。2011年3月,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对失足未成年人的宽宥与挽救政策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制度和前科报告制度的修改,也使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初现端倪。在当今的国情下,建立这一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的顺利改造、再度融入社会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的层面出发,结合比较法的借鉴和基层法院的实践经验,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定位、制度构建以及改革方向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希望能对其进一步的探索与改革有所裨益。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问题

经过长期的试点探索,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显著意义。应当明确的是该制度不同于国外未成年犯罪人前科消灭制度,有其自身的特征。但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适用主体、适用程序等方面还需要明确理解与适用,而且制度在适用对象、保护力度等方面只是最低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将来还存在很大的发展改进空间。随着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和民众法治观念的增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会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探究（上）

近些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得到了全社会日趋广泛的关注。2011年3月，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对失足未成年人的宽宥与挽救政策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刑法修正案（八）中对累犯制度和前科报告制度的修改，也使得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初现端倪。在当今的国情下，建立这一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的顺利改造、再度融入社会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的层面出发，结合比较法的借鉴和基层法院的实践经验，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定位、制度构建以及改革方向等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希望能对其进一步的探索与改革有所裨益。

论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之理解与适用

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对象除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犯外,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记录封存也应参照适用,而且,从长远来看,应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在法律效力上应严格限定但书中"国家规定"的范围,并协调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适用主体除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未成年犯管教所外,还包括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有关机关、单位以及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其他知晓其犯罪记录的个人。为充分发挥该制度的重要价值,应当将其"升级"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非政府组织参与轻罪未成年人帮教问题研究

随着刑诉法未成年人特别程序的出台,司法改革的深入,检察职能的延伸,全国各地未成年人检察机构在"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方面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探索,其中,对不捕、不诉和适用缓刑的轻罪未成年人的帮教是未检工作的重要方面。在开展轻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的过程中,各地均有探索引入非政府组织参与对轻罪未成年人的帮教,寻求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工作方式。本文通过对我国当前非政府组织参与轻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的开展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对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的力量,实现轻罪未成年人这一社会群体权益最大化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