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离婚案件中子女权益保护问题--从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

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问题在社会离婚率节节攀升的背景下越来越突出,以历史分析法研究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历史必然性,以法律解释法来考究我国现行有关制度,以比较研究法来辨析国外相关立法沿革,分析当下离婚案件中的司法实务,我国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仍存在子女意愿未被充分采纳;抚养费金额不足且给付缺乏保障;探望子女仅为父母的权利而非义务;父母双方有关抚养问题达成的协议缺乏实质性审查等不足。分析其形成原因,对实体法层面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的相关立法和司法提出几点建议:(一)在离婚诉讼中为未成年子女指定诉讼代理人;(二)增大抚养费变化弹性以及实施强制支付措施;(三)父母探望权的义务化;(四)以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为出发点加强离婚协议的实质性审查。

离婚后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的社会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的思想随之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人们追求意识的自由但反而对家庭的守护观念淡薄了。在现在社会,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夫妻离婚的案件也越来越多,但是离婚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离婚后的家庭对孩子的冲击是巨大的,因此我们需要对离婚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护进行研究,进一步减少他们所受的伤害。

抚养纠纷案件中实现“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首次明确规定“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这既是《儿童权利公约》“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体现,也是解释和适用儿童相关权益规定的基本指向。但是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场景不明、“长期共同生活”作为衡量因素以及不合理增加“更适合抚养”证明责任标准等问题。究其原因是受传统司法观念影响和相应配套措施不足。为此从儿童自治主体的法律地位入手,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的当代精神是尊重儿童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以此为标准和宗旨,分别确定衡量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因素、类型化原则适用情形和衡量因素、提出实现“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配套措施,以期在司法实践中既能保护儿童的基本权利,也能让儿童参与并决定与自身相关的事项。

父母抵押未成年子女房产行为的效力认定研究

由于《民法典》第35条第1款的规定较为抽象,法院在审理父母抵押未成年子女房产纠纷案件时,对于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归属、“为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界定标准以及父母抵押行为的效力认定路径存在争议,进而导致对于抵押行为效力的认定存在有效、无效及部分无效三种不同情形。针对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应厘清父母、未成年子女及交易相对人三方法律关系,并在未成年人利益与市场交易安全二者发生冲突时,作出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价值选择。为完善父母抵押未成年子女房产行为的效力认定规则,还应明晰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所有权归属,以“最有利于被监护人”为原则,综合衡量未成年子女利益,以及适用无权代理路径规范父母抵押行为的效力认定,实现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监管与代理效果的有机融贯,保障未成年人利益和市场交易安全的价值衡平。

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内涵及意义

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正式确定了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所谓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是指社会组织或与未成年子女利益相关的人在进行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问题立法、在处理未成年子女相关事务时,都应该坚持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优先化的原则,把实现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实现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立法意义表现为:实现立法模式的创新;保护未成年子女权利实现;满足未成年子女成长需要;促进父母协商解决离婚争议。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安全保护义务研究

父母基于血缘对未成年子女享有亲权,其内在地要求父母照顾其未成年子女,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危险性,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保护义务。比较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为了凸显对未成年子女权益的保障,其均确立了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要求父母平等共同地行使亲权,并剥夺滥用者的亲权。为此,应当在确立亲权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安全保护义务,父母应当悉心照料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积极预防、消除其成长环境中的危险,并且保护义务的内容应当随着年龄段的变化而调整。此外,当父母违反相应的保护义务,滥用亲权致使未成年子女人身利益遭受严重损害时,特定的利害关系人或组织、机关有权向法院申请剥夺该行为方父母的亲权。

我国关于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监护立法及评析

婚姻的解体,必将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为了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我们应该尽可能保护其利益少受或不受侵害。对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保护、实现其利益最佳原则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未成年子女监护问题的立法上。目前我国相关立法还存在一定问题。

试论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以离婚家庭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为视角

本文首先通过系列客观的事实论据证明离婚对未成年人将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再由离婚自由权与未成年人成长权的价值对比证明两种价值不能绝对以其中一种为首,只有通过建立合理的程序和制度才可以最大限度的同时保障两种价值。笔者以离婚家庭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为切入点,在比较各国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着重评析中国法关于之一制度的缺陷,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浅析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对离婚后父母轮流抚养子女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行立法强调离婚后未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探望权,就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主要采取的是单亲抚养制度。然而,只有母亲或者父亲一方单独抚养的孩子得到的爱是不完整的,有碍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其合理性值得反思。在解决离婚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问题时,应当摒弃父母权利本位思想,用轮流抚养的方式对未成年子女实施保护和教养。

比较法视野下“家事审判中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探究

自2016年最高院发布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之后,家事审判改革热度居高不下,未成年子女权益的保护作为家事审判中的薄弱环节,有必要予以重视。从比较法视野来看,英国、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制度设计和创新举措对于强化我国未成年子女的庭审参与,保障其权益实现具有借鉴意义。为实现家事审判中对未成年子女的切实保护,我国有必要确立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原则,并在此指导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子女的庭审参与并建立未成年子女利益代表人制度,不断探索革新家事审判改革中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强化之路径。

如何改善有利于维护家庭(未成年人)的离婚程序

离婚究竟对子女有何种影响，本文认为，须建立一个能减少当事人之后悔情绪，并以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为最大考量的制度，通过集中探讨两愿离婚制度，以及创设离婚的犹豫期间制度，以期能解决上述问题。

论妨碍探望的民事责任

探望被妨碍的救济问题应纳入债之关系进行处理。增加直接抚养方父母压力不能成为排斥适用债法规范的当然理由。根据双方是否存在探望权行使约定,可相应形成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法定义务不履行责任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等形态。探望权约定作为纯粹身份关系协议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在不直接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参照适用违约责任规范。即使欠缺双方具体约定,双方之间亦存在法定义务,直接抚养方父母不仅有协助间接抚养方父母行使探望权的义务,而且有保护间接抚养方父母相关财产利益的义务。在直接抚养方父母不履行义务时,可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8条链接债务不履行责任规范。探望权在对外层面具有绝对权性质,受侵权法保护。无论基于何种责任基础,均应采一般过错归责,无益费用均可纳入损害赔偿范围。

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程序机制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DNA鉴定在亲子确认争议中的广泛引用,不仅促使更多的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提出,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稳定,特别是影响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程序机制之建构可以立足于不同的价值维度,各种不同的价值维度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程序机制。体现男权主义并侧重保护婚姻中的丈夫或者父亲的价值追求,必然不限制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提出,不限制证据的使用;相反以追求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基本追求的程序机制,必然限制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提出,并限制证据使用。在各种利益的对比中,容易受到伤害的应当是未成年子女,为此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建构或者优化,应当以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或者价值追求。

论非婚生子女强制认领制度——兼评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

非婚生子女强制认领制度应当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与身份安定为原则。强制认领主要包括直接强制与间接强制。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填补了我国亲子关系强制认领制度的空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条文规定略显粗糙,于具体适用仍存在诸多困难,如主体范围不明,适用推定缺乏明确标准以及未对子女进行成年与未成年的区分等。基于"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与"身份安定原则",适用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应把握以下三方面:限制提起认领之诉的主体;应当有基础的证据;对子女进行成年与未成年的区分。

农居房交易中未成年人共有权益的保护与赔偿

农居房交易由于房屋来源、占有、过户等方面的特殊性,导致未成年人利益受损极易成为出卖人一方毁约的"借口",引发诚信危机。要妥善平衡涉未成年人农居房交易案件中未成年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之间的冲突,必须解决不同诉讼主体和诉讼请求下买卖合同效力、非为未成年子女利益处分行为的性质、后续损害赔偿标准等法律适用难题。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为弥合涉未成年人财产处分方面的法律漏洞,需适当引入表见代理理论为认可父母代为处分行为的外部效力提供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子女后续赔偿诉讼成立的依据和标准。鉴于我国民法有关未成年人财产处分的规定存在疏漏,通过修法以事先预设的利益隔断机制取代事后的利益权衡和救济,更能避免裁判标准的分歧和偏颇,确立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

我国探望权的理论反思及制度完善

探望权制度是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的法律制度之一,它对于切实地保护生活在非常态婚姻家庭尤其是离婚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民法典实施之初,我们应当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以查找出探望权司法疑难,转变“父母本位”的立法宗旨,树立“子女利益最大化”的立法宗旨以破解探望权制度的瓶颈,通过增加探望权的适用前提、拓宽探望权的主体范围、规范探望权的行使方式、明确探望权的中止和恢复以及发展探望权的救济体系对探望权予以司法解释,力求在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体系下实现探望权制度的全面完善。

探望权立法的完善思考

在我国,探望权立法是满足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亲子探望迫切需求的重要内容。但由于我国对探望权的理论研究不足,导致探望权的立法发展迟缓。进一步完善探望权立法,需要切实发挥法的价值对探望权立法的先导作用,注重中华法文化情理法元素的融入,全面体现探望权法律关系的包容性要求,充分彰显子女利益最大化的立法宗旨。

非婚生准正制度的演变与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从罗马法到民法典

非婚生子女通常是基于非婚姻关系受胎而所生的子女,俗称"私生子"。罗马法、意大利民法典都曾立法对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进行限制,使其处于十分凄惨的境地。同时,为了使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于婚生子女的权利,罗马法、意大利民法典都规定了非婚生子女"准正"制度,但是随着亲子法的发展,准正制度被删除,家庭法从尊重婚姻、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利益发展到以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保护为原则。本文拟从罗马法、意大利民法典关于非婚生子女准正制度的产生与演变进行研究,论证准正制度已不能适用当代亲子法对子女平等保护的发展趋势,我国民法典编撰应不予规定,但我们应从废除准正制度的理念出发,以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保护为原则推动我国亲子法立法体系和制度的重构。

论离婚诉讼中离婚教育制度的构建

为了发挥家事审判的诊断、修复和治疗作用,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我国有必要建立离婚教育制度。美国、韩国离婚教育制度的发展比较成熟,当事人接受离婚教育是一项程序上的义务,拒绝接受教育的,法官可以依法作出处罚决定。我国在建立离婚案件当事人教育制度时,既要考虑本土实际情况,也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在制度的具体内容方面,应当围绕教育项目开发,教育内容,离婚教育授课人员,接受教育的条件、形式和时间,拒绝接受教育的法律后果等若干问题进行研讨。

父母监护责任合理性探析——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及学者《建议稿》的相关规定

父母监护责任的合理性包括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两个方面。其中，价值合理性是其主观性价值——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与父母自由权，与客观性价值——损害填补与预防损害，两者的统一。工具合理性，即合理的归责原则，它为实现父母监护责任的价值合理性而必然采过失责任原则。《草案》与《建议稿》遵循《民法通则》的思路，价值取向强调对损害的填补，其合理性自有疑问；归责原则采严格责任原则更须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