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生育政策不断调整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剔除无未成年子女家庭样本以及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仍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对低学历户主家庭、农村家庭及无老人抚养负担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更高。最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储蓄率是未成年子女数量影响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作用机制之一。

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

文章使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了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概率以及深度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这种现象在城镇地区、东部地区、工作在体制外、不存在隔代抚养的家庭中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该抑制作用通过预防性储蓄效应和母亲的工资性收入效应共同发挥作用,具体影响机制表现为:父母会因需要给儿子结婚准备婚房、婚车、彩礼或给女儿准备嫁妆而有预见地增加预防性储蓄,因此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的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加越多;同时,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家庭母亲照料需求越多,母亲工资性收入减少导致家庭总收入减少。未成年子女数量通过这两方面的影响机制最终使得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深度均显著减少。

子女数量、生育政策与家庭负债:来自CHFS的证据

本文讨论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负债的影响。改进后的跨期量质权衡模型预言了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家庭负债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相关性可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的微观数据得到证实。为进一步识别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家庭债务间的因果关系,以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作为自然实验并使用倾向匹配得分-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发现有新生子女的家庭平均债务水平更高。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增一胎家庭和城镇家庭的负债受到新增子女的影响更加明显。产生上述因果关系的机制在于新生子女导致家庭消费支出增加和家庭资产的重新配置,并因此增加了家庭债务。若中国家庭普遍存在对负债的厌恶,则本文的分析结果部分地解释了近年来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原因。

主观感知还是客观责任?——中国农民工作回报期望影响因素研究

理清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影响因素进而精准施策,对于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意义重大。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和CGSS2015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出务工经历为代表的主观感知性因素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关键,而以养老责任和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代表的客观责任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同时,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对生理回报和安全回报有更强烈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