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定罪没收制度的理论及立法评介

2013年《刑事诉讼法》新增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这一制度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对于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被害人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法律规定了其适用条件和程序。但这一制度既不同于国外的刑事缺席判决制度,也不同于独立的民事没收制度,在适用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完善。

“未经定罪之没收”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将各种没收制度加以类别化的重要判断要素,并对没收程序设计及功能定位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未经定罪之没收"体现于司法解释中原有的相关制度,以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第三章建立的新制度之中。证明标准问题在原有制度和新制度中都是模糊的,影响了特定程序的制度功能发挥及其与特定案件诉讼目的权重的一致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第三章之没收制度的证明标准宜选择立体解决模式:确立与一般民事证明类似的标准,即"高度盖然性",同时完善利害关系人抗辩制度、上诉制度等相关保障措施和救济途径。

利害关系人视域下的“未经定罪之没收”

我国的"未经定罪之没收"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以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形式建构,但既有规定相当粗糙,在关键细节处理上语焉不详且矛盾重重,这给司法实践操作带来较大困难,尤其不利于利害关系人财产权的保障。利害关系人主体地位和程序权利的精细化规制,取决于对程序性质、诉讼构造、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等核心问题能否形成体系化的研究结论,而形成系统结论的立基则在于对"裁定结案"方式的正确理解。

非经刑事定罪的没收制度与我国相关法律完善

在简单介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非经刑事定罪而没收犯罪财产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对民事没收和缺席审判在未经刑事定罪情况下实现对财产没收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缺席审判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并对缺席审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议。

刑事独立没收程序的法理问题探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该程序是专门针对违法所得与涉案财产的处置程序,但从本质上看,仍然是相关刑事追诉活动的一种延续,程序启动和裁决结果与关联的普通刑事诉讼之间存在依附关系。从程序设置的目的来看,这一程序贯彻了犯罪不得获益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基于干预对象的可回溯性,有限度的减损正当程序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刑事司法的效率、正义价值也是具有正当性的。

美国“无辜物主抗辩”近观

美国的"无辜物主抗辩"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在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美国法律逐渐探索出根植于美国法治土壤的独特的第三人财产保护制度。现行的"无辜物主抗辩"也为美国民事没收制度带来了新的发展力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了解美国"无辜物主抗辩"的由来,并深入分析《美国法典》现行的"无辜物主抗辩"的相关概念及其适用,既是对美国民事没收程序的深入了解,更是中国今后在第三人财产保护制度上可以借鉴与参考的理论基础。

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性质与案件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在性质上属于程序障碍情况下实施的刑事没收中针对某些犯罪案件而特别设计的程序,2012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新司法解释扩张其案件范围的规定,实为将两种在制度目的、制度原理与立法技术等方面不同的没收制度一并纳入特别程序之中,这种设计在制度结构上存在不合理性,应有所调整。

从黄艳兰案析违法所得没收的法律问题

随着"百名红通"之一黄艳兰贪污违法所得财产没收案的一审宣判,未经定罪的没收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标准引发学界关注。在违法所得没收申请案件中,如果法院没有定罪,是否会影响对有证据证明存在高度违法可能性的相关财产的特别没收程序实施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实践中,犯罪嫌疑人有时会通过自洗钱方式来转移赃款,检方在向法院提交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书时应当考虑提供关键关联账号的查证。重视账户资金来源、账号设立程序、相关交易流水以及与其他公司之间资金往来等方面的违法性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