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弃儿,旧时代的伴郎”——论老舍的末世人境遇感

在末世人境遇感的影响下,老舍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命运步步下滑的末世人形象。剧烈世事变迁中存在价值的失落是形成末世人生存尴尬的根本原因。因而这种末世人境遇感,实际上就是生命个体因价值的突然失落而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的孤独感和无可奈何感,是对那部分存留于心底深处的已逝历史记忆仍然难以割舍的留恋,其外在表现便是“在”但“不属于”的人生状态。老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深沉的悲剧意识,打破了传统天人合一观念为他设置的种种和谐圆融而又混沌一片的想象性世界。

末世人的生命之思——论老舍小说的生命主题

以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为核心,老舍在小说中描摹了现代市民悲剧性的生存图景和末世心态,并在此基础上延续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显示了追求生命意义,捍卫生命尊严的价值取向。

去根基的图像与末世之痛——耶罗尼米斯·博斯的虚空灵视

博斯的末世绘画仍然对当下的现实有着共鸣和关联。这首先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末世作为一个主题和概念的双重含义,它既可以在科莫德的意义上作为一种连贯而总体性的叙事,但也同样不妨在福柯和莫顿的意义上被视作一种去根基的绝对否定的运动。在博斯的创作之中,此种去根基的动机至少有三重体现。一是世界框架和意义背景丧失之后,万事万物之间反而拉近的密切关系。二是三联画在外与内之间、开与阖之际所展现的水平的见证节奏,尤其是面孔和音乐。三则是近乎炼狱一般的苦痛体验,并由此所激发的分享火焰的极致共情。

末世焦虑、政治批判与神道教情结——论日本“3·11电影”的文化表征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无论是普通的个人还是专业的影视从业者,都将受灾体验、灾后复兴与重建的现状以影像画面的方式进行记录、展示。作为民族文化与现实镜像的载体,日本电影在眼花缭乱的灾难视觉盛宴中继续生长,聚合为日本“3·11电影”。它的内核是本土的,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与制约,有其文化基因的一致性,其形态、功能与观念与本民族、国家的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传达出了日本民族独有的行为方式、精神信仰、理解思维与国民性格。这批影片折射出了日本人强烈的末世焦虑与危机意识,体现了核泄漏给日本人造成的创伤阴影,并对腐朽无能的政府和虚伪自私的政客进行了批判,而影片中日本人拥有的恩情意识、生态理念、生死观念,又足以说明他们对神道教有着浓厚的情结。

元、迎、探、惜“四春”与“原应叹息”关系辨析

元、迎、探、惜“四春”作为十二钗中的姊妹共同体,关于她们的阐释最为经典的是脂砚斋的“原应叹息”。具体来说,元春为“原”,在传统文化中和王政、天道相关,贾元春即“假元春”,是全书的基调;迎、探、惜“三春”分别对应“应”“叹”“息”,代表故事发展的三个阶段,是小说的一条结构线索:迎、探、惜“三春”故事展开是在贾府,主要人物从四面汇聚于此,是“迎”也是“应”;元春省亲后,各种势力、观念相互博弈,是“探”也是“叹”;最后贾府衰败,大厦倾覆,人物死散,是“惜”也是“息”。元春与迎、探、惜“三春”相合,和其中作为弱势群体的草木之人相互映照,共同构成了一部末世悲剧交响曲。

向死而生与末世论:西方人工智能悲观论及其批判

在对待人工智能的发展问题上,西方社会出现了悲观情绪与强力推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整个西方世界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忧虑已经充溢于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在西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下,人工智能发展态势迅猛。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场景可以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找到解释。基督教文化认为人性本恶,所以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猜忌和争夺。这些罪恶在现实世界中会被不断地放大,最终导致末世来临——人类的战争或者上帝的惩罚。悲观论是西方世界对待人工智能的主流观点,从这一角度出发,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是一条不归之路。这种不归路强烈地体现在,人们认为人工智能现有的许多进展和突破都在挑战传统的上帝领域。因此,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恐惧心理也在与日俱增。西方世界"向死而生"思考的结果就是,人工智能终将统治世界和统治人类,并最终导致人类的被统治或者灭亡。反观中国智慧,是用生来理解死,把死看成新征程的开始,或者说人类智能的新开始,这表明中国智慧正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

“末世论”与斯宾塞诗歌中的宇宙时间观

学界讨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时间观时,大多从古典传统的时间观出发,探讨人们面对时间“镰刀”时采取了哪些措施。从基督教“末世论”思想的角度,则可发现斯宾塞诗歌中的时间观远比学者们通常认为受古典传统的影响要复杂。“末世论”赋予时间以祝福和诅咒、摧毁和催生的基督教二律背反特征,将时间的线性运动所带来的摧毁性质归咎于人的原罪,并认为原罪所生发的邪恶时间导致了世界末日的来临;与此同时,“末世论”将时间的圆形运动与宗教朝圣联系起来,形成了时间的催生和创世功能,而在创世的混沌时刻,时间的表现形态则是空间化的。

伊斯兰教末世论的思想沿革探析

伊斯兰教末世论产生的肥沃土壤是古代西亚北非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伊斯兰教的来世观念和末日审判说起源于古埃及独特的末世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传承的"天堂、地狱"说及其"复活"思想对伊斯兰教也有借鉴作用。伊斯兰哲学中的"伦理道德论"是伊斯兰教末世论的重要依据。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灵魂论"进一步丰富了伊斯兰教末世论的理论基础和内涵。因此,探讨伊斯兰教末世论的思想沿革,对于深入研究伊斯兰教教义学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儒林外史》的末世情怀与自况情结

作为一个落魄的世家子弟,吴敬梓在《儒林外史》流露出浓重的末世情怀和自况情结,而贯穿全书的也是作者抑郁的情感基调。由于移情作用,作者描写了各色各类失败的士人,展示了他们的种种美德与恶行,对他们都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因此,自胡适、钱玄同、陈独秀、鲁迅以来的反科举说、反封建说,自1949年以来的民族思想说、反儒说、丑史说都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

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洞见——论卢卡奇有关现代性的思想

文章以现代性批判为根本视角,阐释了早年卢卡奇思想向《历史与阶级意识》转变的内在历程。以此为基础,文章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重新阐释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理论和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文章认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末世论的洞见,它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预示了末日灾难之后重生的光明道路,它唤起了马克思理论中革命的阶级意识。

从末世电影到末日影像——探寻电影−哲学的一种未来可能

末世电影是晚近以来的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但学界对其所进行的分析尚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一是仅关注其“景观”的方面,而忽视了它与末世论、末日论等深刻哲学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二是仅聚焦于末世景观的某些局限的方面,比如自然灾难,而忽略了从冷战到后911时期发生鲜明转换的“世界终结”的不同形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可以对末世电影进行深入剖析。首先从哲学史的角度,梳理“世界”概念的演变线索及从“末世”到“末日”的转变过程。进而,结合末世电影的晚近发展,揭示出在以先制为主导策略的后911时期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下,末日影像如何回归个体的生存体验,但却最终落入到末世论-启示论的真理循环之中。最后,结合德里达的文本及冯提尔的影像来尝试探索在既有的末世电影和末日影像之后的别样可能,直面“世界已去”这个起点,以忧郁之共情为纽带重建主体性之根基。

乌托邦、末世论与西方历史进步哲学观念批判

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西方一切历史进步现都来自于希腊的乌托邦思想和希伯莱的末世论观念两大文化传统。受法国大革命决定性影响而确立起来的绝对理性主义历史进步现承袭了基督教一神教对其他历史观和文化价值观的绝对不宽容的独断立场，造就了统治现代世界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现实要求我们通过批判、反思乌托邦与末世论入手，来重释一种能平等、宽容地对待异质文化的，回归生活的底限理性的淑世主义历史进步观念。

解放的末世论——布洛赫乌托邦哲学的宗教哲学视角

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考之西方宗教史,不难发现布洛赫对犹太-基督教末世论的批判继承。与启示录式末世论相比,布洛赫更多地继承了福音书式末世论的思想传统,并在批判、改造这一传统的基础上提出解放的末世论。解放的末世论把共产主义作为苦难现实的终点和美好未来的起点,把救赎的使命赋予人而不是上帝,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无神论。在唤醒人类改变自身处境的内在渴望的同时,布洛赫的解放的末世论也有力地促进了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希望的力量的再生。

试论《水云楼词》的末世情调

蒋春霖是咸丰、同治年间著名词人。在晚清干戈纷扰的时代里,蒋春霖的词反映了文人普遍的失落感及迷茫心绪,充溢着苍凉、凄清、迷茫、哀怨的末世情调。《水云楼词》末世情调的形成与蒋春霖的身世遭际、个人气质以及他所处的动乱时代是密切相关的。

传统末世论的批判与超越——论别尔嘉耶夫的末世论思想

别尔嘉耶夫的整个哲学是建立在对客体化的批判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客体化是主体的异化,是对人的堕落与奴役。客体化的最终克服就在于对客体化终结的理解,末世论的核心就在于将客体化理论为堕落,把终结理解为对客体化的彻底克服。在此,别尔嘉耶夫对传统基督教的末世论主题进行了独到的阐发,他认为以往基督教对末世论的理解具有复仇的因素,是客体化的理解,而本真的基督教应是另一种启示,是神人的启示,是革命—末世论的。

别尔嘉耶夫的末世论及其人本主义上帝观

别尔嘉耶夫(1874～1948)作为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始终关注末世论问题。他反对《圣经》传统对末世论的消极理解,而是坚持一种积极的末世论,这主要体现在其关于历史终结,战胜死亡,摆脱地狱之苦、创造天堂之美等诸多思想中。而在别尔嘉耶夫积极的末世论中,又蕴含着人本主义的上帝观,即坚持上帝的人性化特征,反对把上帝看作是强力、全能者和政权的上帝观。

末世补天者与乱世佳人——王熙凤与斯佳丽形象异同探源

王熙凤和斯佳丽分别是《红楼梦》和《飘》中两位个性遭遇非常相似的女性人物,二者具有同样觉醒的女性意识,同样传统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才干,但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与时代特征导致了不同的命运和结局:美国南方的贵族小姐斯佳丽生逢其时,成为在旧废墟上建立新生活的女英雄和新旧社会交替中适应北方工业文明潮流的弄潮儿,而中国南方的贵族少妇却因生逢末世,虽妄图补天却无力回天,成为将倾大厦的末世补天者和殉葬品。

论“末世情怀”在《诗经》、《古诗十九首》和晚唐诗歌中的表现

当一个朝代走向衰落时,它的文学主流就由兴盛时期的关注国家政治、渴望建功立业转向对自我的关照,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主题常常表现为“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末世情怀”。本文分析了“末世情怀”在《诗经》、《古诗十九首》和晚唐诗歌中的表现,并从“末世情怀”的产生,《诗经》、《古诗十九首》和晚唐诗歌中表现“末世情怀”的诗歌的诗人身份、表现内容、表现风格等方面分析了异同。

海德格尔“存在的末世论”的解释学意义——《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再解读

本文对以晦涩著称的海德格尔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一文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指出海德格尔在跳过西方哲学两千余年而直接返回到古希腊早期哲学的这一非历史主义的“末世论”做法,使他看不到亚里士多德在以目的论来表达“在场”和“存在”的历史本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和开拓,也从根本上偏离了他所推崇的黑格尔。作者试图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来打通阿那克西曼德、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从更深层次上揭示出海德格尔的存在末世论其实是西方目的论的形而上学两千余年间一直在努力形成和超越的传统,由此突现出海德格尔的超凡的睿智和严重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