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准保藏”——康熙末年清朝中央政府推进政治一统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行动

“驱准保藏”指康熙末年清朝中央政府驱逐袭据拉萨等地的准噶尔军队并采取措施维护西藏稳定的战略行动。准噶尔部突袭西藏是其扩张野心不断膨胀并误判形势的结果。康熙五十七年、五十九年,清朝中央政府两次出兵西藏,这两次出兵一败一胜,各有其特点及原因。驱逐准噶尔军队后,清军为维护西藏地方稳定采取了多项措施。

汉文史料所见光绪末年十三世达赖出走事件之年谱

清光绪末年 ,十三世达赖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 ,一度出走蒙古长达 5年零 5个月之久 ,这是我国与西藏地方近代史与近代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丹珠昂奔主编的《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 ,虽依据藏文史料对这一事件有较详细的叙述 ,但却未吸收汉文史料内容 ,而两者间在记事的侧重点上差别很大 ,很有互补价值。笔者主要依据汉文史料重修了这一段年谱 ,它将与丹珠昂奔所修年谱一起 ,使人们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当年出走事件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北魏末年镇民暴动新探——以六镇豪强酋帅为中心

六镇豪强酋帅主要由拥有权势和世代受军镇压迫的两类不同政治地位的豪强酋帅构成,双方有着尖锐的矛盾。其群体无法依靠父祖官爵进入门阀体制,社会地位并不高。孝文帝迁都洛阳导致两类豪强酋帅之间政治经济矛盾的激化,是引发六镇暴动的主要原因。六镇暴动主要是由在六镇没有政治地位、面临生存危机的匈奴、高车酋帅领导,反抗军镇压迫和求生存的抗暴斗争。有权势的豪强酋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成为北魏镇压暴动的主要力量。两类豪强酋帅在迁到河北后,面对共同的生存危机,一度联合掀起河北暴动,但由于其群体内部矛盾重重、组织松散,又无法立足河北解决生存问题,从而在尔朱荣的进攻下一败即溃。

论东汉末年传统才性观的危机

才性问题作为汉末探寻理想人物素质标准的公众话题,历史渊源久远。它在汉武帝时期因董仲舒人性论对政治人物的设想而深化,并因汉末士大夫、太学生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社会冲突体现了传统才性观的危机而诱生对传统才性观与现实矛盾的理论思考,使政治问题上升为思想界中的哲学问题。才性问题在作为政治问题的表象背后,蕴含了思想文化的深层意义。

论北魏末年的邢杲暴动

邢杲暴动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青齐豪强与河北流民之间的"主客矛盾",而是北魏朝廷没有按照政治实力大小在南渡青齐的河北大族中施行"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的政策。因此,邢杲暴动虽然带有流民暴动色彩,但其性质却是邢杲利用河北流民武装来维护和争取自身政治利益的政治斗争。同时,邢杲暴动又是导致依靠梁朝少量武装支持的北魏宗室元颢轻易占领洛阳,进而引发北魏末年政局一系列巨变的重要因素。

乾隆末年“藏军营制章程”的创建和影响研究

乾隆末年两次廓尔喀战争结束后,清代中央政府亟需建立一支常备的武装力量以维护西藏地方的安全与和平局面,"藏军营制章程"应运而生。"藏军营制章程"作为清廷治理西藏的重要制度安排,包括了藏军的人数、编制、粮饷、装备、训练和管理等各个方面,是藏军日常运行的体制规范。"藏军营制章程"的颁行和实施是清代中央政府在治藏方略上的一次标志性变革,这次变革不仅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建立了一支常备的武装力量,而且从根本上加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东汉末年疫病肆虐与《伤寒杂病论》对疫病防治的指导意义

疫病,是指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较大范围流行的一类疾病。基于东汉末年疫病肆虐的社会背景分析,阐述了疫病流行对当时社会历史的极大影响,如偶成“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导致人口的急剧衰减,促成了《伤寒杂病论》的诞生。进而从《伤寒杂病论》的方证条文深入探讨辨治疫病的理、法、方、药及其类型和病种。认为该书所辨治的疫病以“寒湿疫”为主,其病证多与感染病毒、细菌所引发的重症流行性感冒、流行性出血热、霍乱(寒性)、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多种急性传染病相类似;书中亦涉及有关“湿热疫”的证治,其病证类似于病毒性肝炎、细菌性痢疾、疟疾等传染病。《伤寒杂病论》是传统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之作和不朽的经典,其“六经辨证”的内涵及“方证相应”的条文,体现了中医临床的特色,即中医辨识病证重视“正邪博弈及其虚实消长”的核心理念,辨治疾病遵循“病证结合,辨证论治为主”的基本方法。古今实践证明,这也是中医防治疫病的优势所在。

北宋末年俗词创作论略

北宋末年社会上层的纵情声色及世风的变化为俗词的创作兴盛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土壤。北宋末年俗词创作的作家队伍非常广泛，俗词创作的题材内容多种多样，俗词创作的表达方式已不同于柳词，而时常以多种戏谑方式掺杂在一起而获得审美效果。其中有不少低级庸俗之作，亦有部分作品自觉承继了“谈言微中”的传统，轻松诙谐之中寓针砭时弊。

论北魏末年尔朱荣军事集团中的六镇豪强酋帅

六镇豪帅投奔尔朱荣主要是为躲避战乱。尔朱荣吸纳六镇豪帅主要是要将六镇豪帅及其武装收为己用,迅速壮大自身的军事实力。尔朱荣为控制其群体,采取了分化、限制、利用的政策。其集团内的代地豪帅被尔朱荣当作压制六镇豪帅的主要势力,他们无论在任官品级、迁转及重要性上,远高于六镇豪帅。这使六镇豪帅始终处于尔朱荣军事集团的中下层。六镇豪帅基于"伐叛匡主"的政治理念,跟随尔朱荣南下洛阳,在平定四方暴乱中,起了主力作用。尔朱荣死后,尔朱氏对六镇豪帅控制力大为减弱。尔朱兆在内外形势压力下,将六镇降户交于高欢。

光绪末年黄浦江修浚工程主办权之争史料

1901年的辛丑条约,规定要对黄浦江进行修浚,以利外洋大型轮船进出.黄浦江是中国的内河,理应由中国政府主办这次工程,但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在帝国主义洋枪洋炮面前,实行屈辱卖国的政策,加之主持这项工程是有利可图之事,故列强与清政府之间有所争论.现将有关档案史料选辑公布.这些史料辑自馆藏外务部、端方档、军机处诸全宗.

中国近代地震科学研究始于光绪末年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8册《地震稿》,是1909年出版的法文版《中国重大地震目录》第一卷的中文底稿,是其作者黄伯禄(1830—1909)的中文手稿。它无可置疑地表明:中国近代地震科学研究始于清朝光绪末年(1906—1908年)。

西汉末年城市等级结构分析——尹湾汉简研究

城市等级结构是指区域内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组合关系。《尹湾汉墓简牍》记录了西汉末年东海郡38个城市,不仅有类型区别,还存在等级差异。运用加权法对影响城市等级关系的多种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得出西汉末年东海郡城市等级数量之比接近于1∶2∶4。这一等级结构反映了西汉时期东海郡城市组合关系符合城市规模等级与城市数量成反比的“金字塔”模式,对认识西汉末年其他郡国城市等级组合关系有借鉴作用。

春秋末年以前宗教天人观的形成

原始社会时期宗教天人观的萌芽,其主要表现为一种敬畏意识;夏商时期的宗教天人观延续了原始社会形成的敬畏意识,但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则是以天命观为核心的天人之间"授"、"受"关系的产生,这一宗教天人观确立或规定了中国宗教天人观的基本方向;西周时期的宗教天人观除保持"敬"、"受"观念外,又在夏商二代的基础上提供了遵天命、顺天命、知天命等新的观念,中国古代的宗教天人观念或天人关系的格局在西周时期基本确立;春秋时期的宗教天人观则在顺天、知天、安天以及疑天等观念方面有新的延伸和发展,影响了后世宗教天人理论的若干重要思想的形成,其中包括天人相应、天人感应以及警告、征象、灾异等种种思想的萌芽。中国古代的宗教天人观念已经在春秋末年以前具备了基本的形态。

关于刘秀与新莽末年农民起义的几个问题

关于刘秀与新莽末年农民起义的几个问题·杨德炳·长期以来，人们在论及绿林赤眉大起义和东汉建国时，不仅将刘纟寅刘秀兄弟及其领导的舂陵军排除于农民起义军之外，而且还给刘秀冠以“篡夺”或“窃取”农民起义胜利果实这样一顶极不光彩的帽子。笔者过去对此也是深信不疑...

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

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史书没有记载,但这又是研究东汉人口史的重要问题。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是社会剧烈动荡和人口锐减的时期。具体而言,造成东汉初年人口锐减的原因主要有战争死亡、严刑苛法死亡、灾荒和饥馑死亡、疾疫死亡等。东汉初年的人口数量只有西汉末年的约30%,即约有户367万、口1800万。东汉末年,人口再次大幅度减少,原因主要有黄巾大起义、董卓之乱、李郭汜之乱、军阀混战等战争因素引起的人口大量死亡,多次发生疾疫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大约只有东汉永和五年的32%,即约有户310万、口1572万。

西汉末年淮河流域人口问题初探

依据《汉书.地理志》中的政区建置和人口资料并借鉴当代学者关于人口史的研究成果,探讨西汉末年淮河流域人口总量及其在流域内的分布特点。

春秋末年以前自然天人观的形成

原始社会时期自然天人观的萌芽,其主要表现为一种基于农耕和居住活动的原始的天时、地宜意识。夏商时期的自然天人观延续并发展了原始时期形成的天时、地宜意识,其相应的物候、天文、地理等知识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这方面的消息。西周时期的自然天人观出现了"时"、"宜"等基本概念,天时、地宜观念更加清晰,周人已经奠定了中国古代自然天人观的初步格局。春秋时期的自然天人观对"时"的认识更加丰富,这突出地体现为有关人与自然规律关系的认识,同时"宜"观念也愈加成熟;另影响后世自然天人观的若干重要思想开始形成,这包括有天人相参、天人相分思想。中国古代的自然天人观念在春秋末年以前已具备基本的形态。

东汉末年汝南“月旦评”的生成及其评价问题

东汉末年,许劭、许靖兄弟在汝南主持的"月旦评"轰动一时,它是在政治昏暗和士人清议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形成的集会评议活动。评议对象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士,以激浊扬清为目的。"月旦评"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原因,此外名士身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评论效果的精准对时人的折服、汉末仰慕名士的浓重风习,都对其有促成作用。因汉末人伦臧否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党派矛盾,冒充名士的沽名钓誉之徒也多有存在,故会招致一些地方豪强的抵制。客观看,"月旦评"在世风日下之时的正义呼声及对大量人才的发掘,自有其历史价值所在。虽然许氏兄弟关系不协,自身也有缺陷,但不能据此完全否定"月旦评"及二人厉行荐举人才的功绩。

童贯——北宋末年对外政策的思想者与执行者

童贯的对外思想深刻影响了北宋末年的对外决策,因此童贯不仅是徽宗时期对外决策的执行者,更是对外政策的思想者。童贯有着强烈的开疆拓土的思想:他"联金灭辽"的思想、和平统一燕云、输财赎地等思想都变成了现实的对外政策,并且由他本人具体执行。童贯的这些对外思想,严重脱离实际,打破了北宋与辽多年的总体外交平衡格局,加速了金进攻北宋的进程,最终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亡。

论东汉末年的霸政观念与刑名之治的关系

从分析东汉末年人们所持的"霸世"、"霸功"或"霸业"观念出发,当时人对自己所处的动乱的政治环境有很明确的认知,因此对自己所持的政治理想有很清楚的定位,即明确以"霸政"作为自己政治上努力追求的目标。"霸政"政治理想的定位使得人们放弃了对"王政"政治理想的追求,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放松对手段的要求而更多地强调实际效果。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对东汉末年曹操、诸葛亮等人的刑名法术政治产生了直接影响。这是汉末刑名法术之治兴起的意识形态上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