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危机下家庭价值的凸显——以《高楼》和《末日重始》为例

《高楼》《末日重现》分别是英国作家杰西·格林格拉斯和梅根·亨特的代表作。两本小说讲述了在气候危机下家人之间爱与支持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气候生态问题的内部视角——由家庭入手,思考气候危机如何逐步改变和重塑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借鉴心理学中的家庭抗逆力理论等概念,探讨家庭作为人类基本生存单位在面对气候灾难时的反应以及所能发挥的作用,如保护和情感支持,传递生态环保理念,培养子女独立生存能力等,警示人们重视家庭在应对全球环境变化中的独特作用,并在个人、家庭层面采取实际行动,为保护环境尽绵薄之力。

《母鼠》中的“童话蒙太奇”和童话的“陌生化”——“人类世”的“末日预言”

在小说《母鼠》的童话情节中,君特·格拉斯用文字建构了童话蒙太奇,用陌生化的手法,以童话森林的死亡揭示现实中的生态问题。作家以文学的方式言及地球科学的话题,追溯和反思人类历史,在人类世的深度时间语境中去理解现时的环境危机,并对“世级别”的环境危机作出预测,提醒人类有效应对危机。为童话提供幻想源泉的童话森林的消失,喻示人类失去了思考和幻想的能力,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同时引发“大爆炸”,生存的家园化为灰烬。但格拉斯仍以文学叙述的方式表达其修复地球生存空间的欲望及对未来的期盼,这与人类世的末日叙事意旨耦合:既发出警示,又予人希望。

末日焦虑、自我降维与精神贫困的时代病--《三体》文化现象忧思

围绕刘慈欣科幻作品《三体》和《流浪地球》及其衍生品所展开的讨论已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化事件。这一事件透露出的一些社会心理倾向颇令人忧虑。虽然《三体》取得了市场成功,但作者通过作品和访谈等活动传达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仅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背离,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扞格不通。这些建立在末日焦虑基础上的扭曲的观念,因与粉丝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精神贫困相呼应,事实上已经形成一种可以称为自我降维的精神症状。某种意义上,对《三体》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和反思,比研究其市场价值更加重要。

松茸的“非进步”故事——评《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

自现代人类学确立以来,民族志就在人类学的知识生产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罗安清的《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一书通过将松茸放置在全球政治经济的裂缝中与多元物种的合作共生中来看待,用民族志的方式讲述了“人类世”时代下的“非进步”的故事。这种“非进步”的故事既是理论,也是一种方法。作为理论,它向我们展示了经验世界如何在交染和不可规模化的基础上作为一种人与非人类合作共生的集合体而存在;作为方法,它则展示了民族志的多点研究、复调叙事以及人类与非人类合作共生的整体观。

日本明治“末日主题”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

明治科学小说中出现了不少有关“末日”的叙述,这与现代天文学新发现、人们对未来的恐慌有关。在追求“科学”与“进步”的明治日本,“末日主题”科学小说的登场似乎有违时代潮流之嫌。然而,交织着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衰颓的末日叙事正是“世纪末”思潮的真实反映。日本在明治30年代以后兴起“世纪末”思潮,是文学界对于革新的时代要求的回应。“世纪末”颓废倾向的深层潜藏着对革新的期待,标志着在逐步走近现代文明、完成产业革命的日本,出现了反对现代化、否定功利主义的质疑之声。

现代性自我确证结构:末日论时间观与主体理性的汇流

自我确证作为切入现代性哲学话语的钥匙,源于基督教末日论线性时间观与主体理性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最终汇流。上帝提供的末日救赎许诺扭转了古希腊人困于“天命循环”而无所作为的生存态度,人们的在世生存样态转变为“奉教修行”以寻求未来救赎。该以未来为起点从而不断凸显当下的末日论线性时间观一直延续到现代,然而上帝在现代性社会的退场导致未来承诺无人可提供,也即现代性的合法性确证问题被凸显出来。同时主体理性渐成现代性核心原则,最终主体理性取代上帝理性,末日论时间观与主体理性汇流,现代性自我确证结构由此定型。

追寻天谴之因和救赎之道:《万有引力之虹》的讽喻书写和末日启示

托马斯·品钦在《万有引力之虹》中将“后现代困境”予以主题化和戏剧化。它通过对西方后现代社会典型病象的百科全书式观照、讽喻式书写和末日追寻叙事,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视角审视存在与意义日益断裂的西方后现代“存在之痛”,演绎“合成”和“控制”这两种隐形的权力手段在西方后现代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双重运作机制,由此发出末日灾变警示,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救世情怀探求人性完整和精神超越的救赎之光。

大学生世界末日心理与人格特质相关研究

为了考察世界末日心理与人格特质的关系,采用世界末日心理调查问卷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对393名大学生被试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 世界末日心理在不同专业和有无宗教信仰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不同专业学生在“生活态度、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宗教信仰的有无在“世界末日相信程度”和“情绪反应”上有极其显著的差异。2) 世界末日心理和人格特质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来说,精神质P与“相信世界末日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情绪反应”和“生活态度及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外倾性E与“世界末日相信程度”呈显著负相关;神经质N在“情绪反应”上呈显著负相关。

灾难·抗争·救赎:刘慈欣和王晋康的末日书写——以《三体》系列小说和《逃出母宇宙》为中心

"末日—救赎"是一组永恒的科幻母题,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小说和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描绘了一幅幅末日灾难的宏大图景,书写了人类在宇宙灾变时刻的绝地抗争和道德救赎。两位科幻作家用深沉的理性遥想人类未来可能发生的宇宙灾难,并构想拯救人类文明的有效途径,发人深省。宇宙末日的来临或将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传统道德体系,如何在道德和生存之间作出抉择,刘慈欣和王晋康有不同的思考。

清末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以两篇《世界末日记》为例

20世纪初,《新小说》与《月月小说》上刊登了梁启超与包天笑的同名短篇小说《世界末日记》。勿庸置疑,它们都是传授先进的天文学知识的科学小说。然而,新世纪伊始,"世界末日"的登场似乎有违时代潮流之嫌。通过对英文原作、日译本、中译本、中文创作版的异同比较,从清末的"科学"与"科学小说"、"世界末日"与"世纪末思潮"、中国关于"世纪末思潮"的接受等方面进行探讨,不难发现《世界末日记》中看似矛盾的"科学"和"世界末日"、"世纪末",实际上蕴含了从旧传统向新社会蜕变的深刻意味。

从末世电影到末日影像——探寻电影−哲学的一种未来可能

末世电影是晚近以来的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但学界对其所进行的分析尚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一是仅关注其“景观”的方面,而忽视了它与末世论、末日论等深刻哲学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二是仅聚焦于末世景观的某些局限的方面,比如自然灾难,而忽略了从冷战到后911时期发生鲜明转换的“世界终结”的不同形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可以对末世电影进行深入剖析。首先从哲学史的角度,梳理“世界”概念的演变线索及从“末世”到“末日”的转变过程。进而,结合末世电影的晚近发展,揭示出在以先制为主导策略的后911时期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下,末日影像如何回归个体的生存体验,但却最终落入到末世论-启示论的真理循环之中。最后,结合德里达的文本及冯提尔的影像来尝试探索在既有的末世电影和末日影像之后的别样可能,直面“世界已去”这个起点,以忧郁之共情为纽带重建主体性之根基。

现代性的生存焦虑与文化重建——从《后天》到《2012》电影中的“世界末日”景观

若是谈及当今好莱坞灾难题材的影片，罗兰·艾默里奇的名字必然首屈一指。这位曾经执导过《独立日》《后天》等灾难大片的导演，历来的作品皆以摧毁人类文明为乐趣。新近拍摄的《2012》于2009年11月在全球同时放映及其惊人的票房收入，

从现代电影看现代人的末日恐惧

表现世界末日恐惧的现代电影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类:外星人入侵、自然灾难、人类局限以及电脑统治世界。现代人的末日恐惧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根植于我们现代社会的恐惧和焦虑:工具理性的发展加剧了现代人的恐惧;信仰的失落使恐惧全面世俗化;大众传媒放大了我们的恐惧。现代电影末日恐惧主题审美独特性在于:虽是虚拟的世界末日,却是真实的恐惧;电影对现代人的恐惧心理有缓解和超越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反思现代的生存境遇。

美国电影中的末日情结

末日情结是人类对自身和世界未来的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它的出现自有其文化和社会的根源。这种情结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各方面。美国电影人创作拍摄了大量灾难片,通过各种不同的题材和表现形式来反映这种末日情结。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末日论观

在基督教末日论的影响下,俄罗斯作家在描绘现实之恶的同时,总是孜孜不倦地寻求终极的、彼岸的完美。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样一位终极问题的探索者,对于资本主义影响下俄国腐朽堕落、混乱不堪的状况充满危机意识和末日之感,同时他相信,“末日”之后的“天国”必将来临。

末日之殇:谈美国灾难片文化特征

灾难片,是以自然或人为灾难为主题的影片。作为一种类型影片,地震、海啸、火山喷发、物种变异和外星生物入侵是其主要的描写对象。技术上的绝对优势,使美国好莱坞承包了全球80%的灾难片。其体现的个人英雄主义、传统家庭婚姻观和科学态度的一以贯之,集中展现了美国文化特征,彰显了自信自尊和优越感十足的"美国精神"。本文以《末日崩塌》为例,深入探讨美国灾难片中呈现出的文化特征。

死亡隽永:影片《流浪地球》的末日美学呈现

人类对末日的臆想丰富了文学与艺术的美学维度,同时也扩展了电影的语言边界。2019年初,影片《流浪地球》异军突起,获得了观众与媒体的热议。作为一部展现末日浩劫的影片,《流浪地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末日灾难类型电影的创设围限,使原本囿于困局中的灾难电影跳脱出惯有程式,这也使得本片并不流俗于以往灾难片,奇特的末日臆想辅以震撼的灾难视觉图景勾勒出人类终极绝境下的浩劫之殇,使影片呈现出深沉的末日美学基调。

科幻电影创意与末日伦理

作为观念的"世界末日"产生于人类为把握自己未来命运所进行的思考中。科幻电影将末日伦理置于与科技相关的假定条件下加以考察,以求激发观众对于深重危机的成因、消弭危机的可能性和方法的思考,并借用末日情境拷问人性、人情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对世界末日的成因,可以从自然、社会与心理的角度加以考察;对世界末日所涉及的伦理关系,可以按照相应时段加以解剖;对电影通过世界末日的描写所表述的观念,可以抓住"天启""救世主"和"浴火重生"等范畴予以阐述。

解读《庞贝末日》与爱情末日绝恋

2014年2月,由保罗·安德森执导、基特·哈灵顿领衔主演的《庞贝末日》一经上映,便以恢弘的气势、惊心动魄的场景和深刻的人文情怀征服了观众,打造了一场完美的视听饕餮盛宴。不可否认,影片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那末日和末日到来时惊世骇俗的爱情:经历了生死考验、与人和大自然的搏斗……那是爱情高尚与凄美的见证。惨烈的结局让爱情进入不朽。这样的结局是西方人的最爱,让东方的观众也叹为观止,在心湖中荡开一圈圈涟漪。当然,导演的艺术造诣也是电影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