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自我确证结构:末日论时间观与主体理性的汇流

自我确证作为切入现代性哲学话语的钥匙,源于基督教末日论线性时间观与主体理性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最终汇流。上帝提供的末日救赎许诺扭转了古希腊人困于“天命循环”而无所作为的生存态度,人们的在世生存样态转变为“奉教修行”以寻求未来救赎。该以未来为起点从而不断凸显当下的末日论线性时间观一直延续到现代,然而上帝在现代性社会的退场导致未来承诺无人可提供,也即现代性的合法性确证问题被凸显出来。同时主体理性渐成现代性核心原则,最终主体理性取代上帝理性,末日论时间观与主体理性汇流,现代性自我确证结构由此定型。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末日论观

在基督教末日论的影响下,俄罗斯作家在描绘现实之恶的同时,总是孜孜不倦地寻求终极的、彼岸的完美。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样一位终极问题的探索者,对于资本主义影响下俄国腐朽堕落、混乱不堪的状况充满危机意识和末日之感,同时他相信,“末日”之后的“天国”必将来临。

超越末日论:城市生态批评的复归与未来

近年来,生态批评虽已成为文学理论界的显学,但其城市维度一直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尽管近三年国外学界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出现了复归之势,但是研究视角与认知逻辑依然存在局限。城市生态批评不应依赖末日论式的修辞话语或反城市的感伤情绪,而应置身于城市自然的视域之内,彻底解构和超越自然与城市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重新建构并定位城市的生态功能,厘清城市文学的生态脉络。在新世纪生态批评发展的关口,城市生态批评研究不仅是其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与文化意义。

情节:预设的“末日”——末日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情节的表现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有着深厚末日情怀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事件相互作用,作家则注视着情节发展,并挖掘出希望。可以说,情节在某种程度上负载着作家精神朝至的历程,是作家预设的“末日”,这使得情节具有两极性、共时性和未完成性的表现特征。

别尔嘉耶夫论俄罗斯文学的末日论意识

别尔嘉耶夫以其独特的宗教哲学角度发现在俄罗斯培育出了一种末日论的精神结构。这种末日论意识不仅在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身上最尖锐、最深刻地表现出来,在俄国诗人那里也以他们诗歌创作中浓烈的预言预感、先知先觉表现出来。

世界末日论之真相(1)

在法国西南部风景如画的Bugarach村,大批飞碟笃信者涌到这里,他们相信这将是2012年世界末日战争中唯一能生存的地方。下面让我们来审视世界末日情景最流行论据和假定。

世界末日论之真相(2)

7．恐怖主义引发的大规模伤亡 自2001年911事件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使近3000人丧生后，人们一直担心基地或其他恐怖组织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摧毁西方某大城市，或进行生化袭击。

末日论:只见添柴者,不见泼水人

"世界末日"的论调,古今中外都有。中国最早的"天塌了"(其实就是末日),可以找到"共工怒触不周山"那里,"天柱折,地维绝",才给女娲女士提供了"炼五色石补苍天"的机会。而西方最古老也流传最广的,则是数千年前的玛雅预言了,"2012年的12月21日将是地球文明消失的大限"——我们这一代"很不幸地赶上"了,你想不在乎都难。

气候危机下家庭价值的凸显——以《高楼》和《末日重始》为例

《高楼》《末日重现》分别是英国作家杰西·格林格拉斯和梅根·亨特的代表作。两本小说讲述了在气候危机下家人之间爱与支持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气候生态问题的内部视角——由家庭入手,思考气候危机如何逐步改变和重塑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借鉴心理学中的家庭抗逆力理论等概念,探讨家庭作为人类基本生存单位在面对气候灾难时的反应以及所能发挥的作用,如保护和情感支持,传递生态环保理念,培养子女独立生存能力等,警示人们重视家庭在应对全球环境变化中的独特作用,并在个人、家庭层面采取实际行动,为保护环境尽绵薄之力。

《母鼠》中的“童话蒙太奇”和童话的“陌生化”——“人类世”的“末日预言”

在小说《母鼠》的童话情节中,君特·格拉斯用文字建构了童话蒙太奇,用陌生化的手法,以童话森林的死亡揭示现实中的生态问题。作家以文学的方式言及地球科学的话题,追溯和反思人类历史,在人类世的深度时间语境中去理解现时的环境危机,并对“世级别”的环境危机作出预测,提醒人类有效应对危机。为童话提供幻想源泉的童话森林的消失,喻示人类失去了思考和幻想的能力,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同时引发“大爆炸”,生存的家园化为灰烬。但格拉斯仍以文学叙述的方式表达其修复地球生存空间的欲望及对未来的期盼,这与人类世的末日叙事意旨耦合:既发出警示,又予人希望。

末日焦虑、自我降维与精神贫困的时代病--《三体》文化现象忧思

围绕刘慈欣科幻作品《三体》和《流浪地球》及其衍生品所展开的讨论已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化事件。这一事件透露出的一些社会心理倾向颇令人忧虑。虽然《三体》取得了市场成功,但作者通过作品和访谈等活动传达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仅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背离,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扞格不通。这些建立在末日焦虑基础上的扭曲的观念,因与粉丝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精神贫困相呼应,事实上已经形成一种可以称为自我降维的精神症状。某种意义上,对《三体》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和反思,比研究其市场价值更加重要。

松茸的“非进步”故事——评《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

自现代人类学确立以来,民族志就在人类学的知识生产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罗安清的《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一书通过将松茸放置在全球政治经济的裂缝中与多元物种的合作共生中来看待,用民族志的方式讲述了“人类世”时代下的“非进步”的故事。这种“非进步”的故事既是理论,也是一种方法。作为理论,它向我们展示了经验世界如何在交染和不可规模化的基础上作为一种人与非人类合作共生的集合体而存在;作为方法,它则展示了民族志的多点研究、复调叙事以及人类与非人类合作共生的整体观。

日本明治“末日主题”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

明治科学小说中出现了不少有关“末日”的叙述,这与现代天文学新发现、人们对未来的恐慌有关。在追求“科学”与“进步”的明治日本,“末日主题”科学小说的登场似乎有违时代潮流之嫌。然而,交织着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衰颓的末日叙事正是“世纪末”思潮的真实反映。日本在明治30年代以后兴起“世纪末”思潮,是文学界对于革新的时代要求的回应。“世纪末”颓废倾向的深层潜藏着对革新的期待,标志着在逐步走近现代文明、完成产业革命的日本,出现了反对现代化、否定功利主义的质疑之声。

追寻天谴之因和救赎之道:《万有引力之虹》的讽喻书写和末日启示

托马斯·品钦在《万有引力之虹》中将“后现代困境”予以主题化和戏剧化。它通过对西方后现代社会典型病象的百科全书式观照、讽喻式书写和末日追寻叙事,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视角审视存在与意义日益断裂的西方后现代“存在之痛”,演绎“合成”和“控制”这两种隐形的权力手段在西方后现代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双重运作机制,由此发出末日灾变警示,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救世情怀探求人性完整和精神超越的救赎之光。

黄昏与黎明的对话——丘特切夫的末日论思想

丘特切夫既是一位寻找通往宇宙永恒之路、具有形而上学幻觉的精神朝圣者,也是一位俄罗斯弥赛亚意识十分强烈的政论家。在他的诗学中,混乱与秩序、光明与黑暗、生与死的对立并不意味着彼此先验的断裂,而是对创造行为的链接:首先,泛神论和基督教信仰在他的宗教观中是并存的,他在必然性和创造性的双重碾压下宣泄末日论情绪并进行末日论思考。其次,他的象征死亡和混乱的深渊意象昭示的是宇宙秩序存在的基础以及人对于死亡的态度: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人的死亡是世界的大灾难,是世界聚变的末日论征兆;深渊是混乱无序和死亡的渊薮,也是统一、和谐和新生的摇篮;由启示录情绪引发的压抑不安,以及瞬间涌现的亘古悲凉和未来的希望是他末日论思想的核心所在。最后,他的历史哲学是基督教历史哲学,但是,由于狭隘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使然,他要终结的是欧洲而不是俄罗斯的历史进程,其以莫斯科为首都的第三罗马帝国是俄罗斯中心论的翻版,是敌基督降临的启示录,反映的是俄罗斯帝国在场的末日论。不过,他最终认识到在被客体化的世界里是建成不了天堂的,只有以爱、同情和怜悯才能使人类克服如影随形的末日论情绪。

人类世的“美好”与“末世”之争:分歧、实质与回应

作为在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社会运行图式,强调个体主体性意识、技术理性、资本逻辑以及社会历史宏大叙事的西方现代性隐含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内在张力,而人类世境遇则表现为西方现代性的逻辑延伸和极化状态。鉴于此,面对西方现代性的人类世困境,生态现代主义和生态末日主义围绕着危机的根源、走向以及拯救方案展开了持续性争议。但是,双方都未能挖掘出困境背后的西方现代性原罪,并且各自的拯救方案也未能挣脱西方现代性的羁绊。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对“西方现代性神话”的反思和超越,提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治理的中国方案,从而让人类得以展望一种兼具反思性、建设性、开放性和全球性的全新世界图景。

从末世电影到末日影像——探寻电影−哲学的一种未来可能

末世电影是晚近以来的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但学界对其所进行的分析尚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一是仅关注其“景观”的方面,而忽视了它与末世论、末日论等深刻哲学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二是仅聚焦于末世景观的某些局限的方面,比如自然灾难,而忽略了从冷战到后911时期发生鲜明转换的“世界终结”的不同形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可以对末世电影进行深入剖析。首先从哲学史的角度,梳理“世界”概念的演变线索及从“末世”到“末日”的转变过程。进而,结合末世电影的晚近发展,揭示出在以先制为主导策略的后911时期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下,末日影像如何回归个体的生存体验,但却最终落入到末世论-启示论的真理循环之中。最后,结合德里达的文本及冯提尔的影像来尝试探索在既有的末世电影和末日影像之后的别样可能,直面“世界已去”这个起点,以忧郁之共情为纽带重建主体性之根基。

现代性的生存焦虑与文化重建——从《后天》到《2012》电影中的“世界末日”景观

若是谈及当今好莱坞灾难题材的影片，罗兰·艾默里奇的名字必然首屈一指。这位曾经执导过《独立日》《后天》等灾难大片的导演，历来的作品皆以摧毁人类文明为乐趣。新近拍摄的《2012》于2009年11月在全球同时放映及其惊人的票房收入，

从现代电影看现代人的末日恐惧

表现世界末日恐惧的现代电影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类:外星人入侵、自然灾难、人类局限以及电脑统治世界。现代人的末日恐惧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根植于我们现代社会的恐惧和焦虑:工具理性的发展加剧了现代人的恐惧;信仰的失落使恐惧全面世俗化;大众传媒放大了我们的恐惧。现代电影末日恐惧主题审美独特性在于:虽是虚拟的世界末日,却是真实的恐惧;电影对现代人的恐惧心理有缓解和超越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反思现代的生存境遇。

美国电影中的末日情结

末日情结是人类对自身和世界未来的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它的出现自有其文化和社会的根源。这种情结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各方面。美国电影人创作拍摄了大量灾难片,通过各种不同的题材和表现形式来反映这种末日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