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角色:概念根植性与基于家本位文化的反思

病人角色是医学社会学中的经典概念,迄今仍被广泛应用于解释疾病与医疗相关的现象。然而,任何概念都有根植性,病人角色概念不但由于疾病类型、群体特征、医患关系的差异而表现出显著的内部异质性,而且还嵌植于北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文化价值观念之中,因而有其“适用边界”。因此,以病人角色概念把握和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经验时,须以理论自觉的精神反思这种根植性,尤其是意识到中国的家本位文化和家庭伦理对病患及其家庭的深刻影响,同时认识到家庭的变动和“家庭政治”,以便更为精准地解释中国社会的病人角色、患病行为、医患关系等相关现象。

九十年代青年本位文化三人谈

本文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青年文化研究的系列之一。作者认为在九十年代,中国存在一个文化上的转型,即由老年本位文化向青年本位文化的转型。这一文化转型对于90年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整个社会气象的变化都与之相连。作者在文中探讨90年代青年本位文化的基本特征和青年人的历史使命,指出90年代青年本位文化带来一种人的伦理上的解放,青年本位文化应该体现一种人的超越性,一种类的超越性。

30年代的“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

1935年1月,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起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的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对中国实情的分析、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等问题展开;与此同时,在西化派内部围绕全盘西化问题也有激烈争论。与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比较,30年代的这场文化论战对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西化与现代化等问题的认识有了进步。

1935年“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论战

1935年初,陶希圣、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起国内文化人士的强烈反响,由此而展开了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论战。这次论战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很多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就这次论战的基本问题作以简要的述评。

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的文化创新问题研究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就中国未来文化创新的问题展开了专门讨论。本位文化派从中国文化的特质与民族性出发,主张文化发展必然要不断创新。在如何创新的问题上,出现了创新就是模仿、创造的综合、有选择的模仿等方案。

革除官本位文化 构建党建文化

党建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建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制度规范和行为作风的总和,具有先进性、动态性和开放性。官本位文化是以"官"来定位,把是否为官和官阶的高低作为核心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的一种价值文化。官本位文化影响党建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构建党建文化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权力观,革除官本位的体制残余,革除官本位的积习。

超越“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张东荪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的思考

晚清以来的中体西用说将"体"视为不可分的一元物,在民初以来历次中西文化争论中,见解对立的双方也大都仍共享着这一思考模式。本文通过考察张东荪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对中西体用关系的论述,尝试挖掘当时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张东荪认为西方文化的"体"本就非一元,而是存在着希腊与希伯来的两元,这种充满着内在紧张的两元结构才是西方文化的内在活力与创造力的基础。他因此希望在德赛两先生之外,引入作为希腊传统精髓的"费先生"(philosophy),与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思想构成对立的两元,以这种两元对立的新"体"作为引入西学后形成的新文化的基础。这种既区别于西化派又区别于本位文化派(包括后来的新儒家)的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西体用关系的思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近80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研究状况综述

20世纪30年代,由10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的论战,直到今天,仍引起学界不断关注。本文拟对上世纪30年代至今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考察。20世纪30至70年代,对于该问题基本还谈不上系统研究,只是学者借机发表自己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见解。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于这场论战,在一致认同其"政治"、"党化"背景的同时,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这场论战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从"政治"以外的其他角度去考察这场论战。90年代至今,学者们的研究开始超越意识形态框架,而现代化视角的引入,使得这场论战的文化及现代化意义开始渐渐凸显。

钱穆的儒家本位文化观述评

本文就中西文化的比较和中国文化的出路两大问题对钱穆的儒家本位文化观进行了探讨和评析。

“本位文化”论战刍议

“本位文化”论战刍议李妍近代以来，我国思想界曾经围绕着中国文化出路问题，进行过多次论战。其中尤以三十年代关于“本位文化”的论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过去，学术界大多把这次论战视为反动思想界的一次内讧，因而重视不够。本文对此问题略陈己见。１９３５年１月...

重评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学术价值及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定位,过去学术界曾把这一文化主张视作保守主义的反动文化理论。"中国本位文化"论的提出符合20世纪30年代思潮转向的历史趋势,"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及其所引发的思想论战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提供了某些思想资源。

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外——“再生派”的文化态度

"再生派"与本位文化论以及全盘西化论不同,他们认为心与物是不同的,制度实体和制度的精神、文化实体和文化的精神应该有所区别。因此,学习西方应该把握其精神实质而不是文化形式。"再生派"的基本文化态度是,既借助外因又催生内因,既欢迎外来和尚又念本土经。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并非是"本位"还是"西化",而是"主体"和"内容",他们要确保文化主体的挺立和学习内容的丰满,避免主体的沉沦和自由、平等的空心化。

德国表现主义文学与老庄哲学——试论文化交流中的本位文化心理

老庄哲学思想在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中曾流行一时 ,但最终却归于沉寂。本位文化心理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心理 。

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间——以胡适为中心的探讨

20世纪30年代,国内知识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此即"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之争。这场论战是由《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发表肇其始,随后胡适被动地卷入其中。胡适并不赞同全盘西化派那种基于简单的"单一线性"的文化进化论通过努力就可实现彻底"西化"的看法。他以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和洞察力,预言在中国主张"全盘西化"的结果恰恰是产生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为调和本位文化派和全盘西化派的观点,胡适提出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建议改用"充分世界化",其持论理由有三,即文化惰性说、无法用理智指导文化选择说,以及进化论和文化世界主义。

“综合创新论”与“本位文化论”

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十教授”提出的“本位文化”论是这场论战的诱因。张岱年积极参与了这场论战,提出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建设以中国文化为主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张岱年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本位文化”论,而是发展和超越了“本位文化”论。在对文化认识不断深刻的今天,我们不应一味地贬抑“本位文化论”,而应一分为二地认识和评价“本位文化”论。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与中国本位文化观比较审视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中国本位文化观同诞生于民族危机深重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下,两者都具有救亡启蒙社会思潮的一般特征,都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大命题的回答;相对于中国本位文化观,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更具有开放性、实践性和人民性;由于时代性和阶级性的差异,作为国共两党代表性的文化观,两者有了不同的历史影响与作用,分别具有了不同的历史运命与归宿。

“本位文化”派再论

通过分析"本位文化"论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思想渊源及其对待东西方文化之关系、传统与现代之关系的立场和态度,认为"本位文化"派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虽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但是出于反对当时的"西化"论调,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期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和忧患意识。他们强调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反对盲目模仿外国,在固守民族本位的前提下审慎地承续和变革传统、建设中国的新文化,这在今天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试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之争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叶(1935年),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发生过一次有关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大论战,即“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文化”论之争。本文仅对这场论战进行初步分析,以便总结历史教训,借鉴于现实。一从鸦片战争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其间近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疮痍满目。中国的文化,一方面被西方文化所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