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势、民族志和“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

在中国,两种城市化现象凸显出"地势"与城市化中的政治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强调,可延伸至地势学与人类学中"本体论转向"关系之探讨,并从"非认识论相对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地势学。以与地势相关的"地势政治学",尤其是"势力"概念为基础,引入"栖居"和"彻底解释",可作为理解地势学的方法论路径。由此,当地势学成为有本体意义的概念时,人类学民族志不再仅是一种"方法"或工具,而是一种集实践、理论和写作表达为一体的综合知识。

重塑问题空间: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与民族志在场

目前人类学界本体论与文化论观点冲突不断,以概念的阐释来表征和通约文化差异的知识论已经遭遇多重危机,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势所难免。在这样一个可以称作“当下”的时刻,民族志研究应该进一步生成新的问题空间,借助本体论的视角,进一步拓展其在课题设计、跨领域合作、概念组合等层面的多种可能性,以便在将来仍然保持其应有的作用和地位。“民族志在场”这一概念,将更多的问题意识在一个组合中予以呈现,将当下有关人的种种主题作为民族志探索的起点,并赋予各种新兴的思考和行动方式的集合以本体论的意义。如何在新的问题化空间内,组合概念化工具,拓展本体论的视角,进而重新刻画人的实践状态,将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民族志研究的重要维度。

解释学本体论转向下的教学四重对话关系

解释学本体论转向引起的理解观流变对教育场域产生较大的启示作用。文章先后阐述不同理解观所蕴含的特定教学关系,剖析解释学本体论转向背后的教学论意义,从解释学中"作者-读者-文本"三者理解关系的突破转变重新审视教育中的"教师-学生-知识"间的教学关系,阐明教学实体间不是对立的本位关系而是双向的对话关系。在此基础上分别讨论了解释学本论转向下的教学四重对话关系,既师生间的建构性对话、生生间的启示性对话、人与知识的理解性对话和师生自我的反思性对话,以期为今后教学实践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试论表述危机之后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

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产生自对表述危机的批评,这种转向从哲学层面上看,是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即在认识论层面不存在不可互译的概念图式或语言,但在"实体"或"本体论"层面会有差异性。这一脉络沿着格尔茨解释人类和戴维森哲学对表述危机的批评,最终走向反表征主义的本体论。从人类学研究看,是民族志形态的转变,这种说法包括从研究者转向研究对象及研究区域形态,走向地志学研究。这一脉络沿着实验民族志对表述危机的反应,最终走向重视"实体"的本体论。本体论贯穿了研究对象到研究者文本到对象的过程,以情境化理解的手段实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认识。

生成式AI影响下的艺术媒介本体论转向

媒介对现当代艺术的转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古希腊的大理石雕塑,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再到当代的装置艺术,媒介成为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这其中,艺术媒介包含“材料”“媒材”“质料”等多种含义。从亚里士多德提出“质料—形式”说开始,本体论就致力于对事物的质料和形式进行研究。在数字化媒介社会中,VR艺术、遥在艺术等新艺术样态兴起,艺术作品的材料实体正被逐渐消解,艺术媒介正不断生成物质性的新载体。在生成式AI技术兴起的新时代,媒介的变迁会给当代艺术带来怎样的变化?

“圆融”:超越本体论转向的一种可能

关于本体论转向的讨论,国际和国内学界很少有人通过转换“认识域”的方式尝试从总体上超越本体论转向。本文将中国佛教哲学的“圆融”概念吸收、转化为人类学本体论的理论来源,认为“圆融”概念有可能在当前西方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流行的结构论、栖居论和对称论之外开辟一条新路径。文章将用“圆融”分析一名在德国的越南留学生日常饮食背后的本体观念,解释她对生命、存在、身体的理解,实践一种“以中释外”的思考方式和解释路径。

从“多元自然”到“多种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与卡斯特罗视角主义理论再检视

作为本体论转向的代表学说,韦维洛斯·德·卡斯特罗的视角主义理论包含两个层面的核心主张。其一,基于民族志资料,视角主义描述了南美亚马孙印第安部落一种以“多元自然”为核心特征的神话学、萨满教和宇宙论模式;其二,通过发掘土著概念和思想体系,视角主义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多种人类学”的知识主张,其最终目标则是对土著的观点、地方性知识、野性的思维等现代人类学建立在“多元文化”预设上的规范认识进行彻底批评。针对视角主义的上述主张,佩德森和德斯科拉分别予以回应:前者的“自然之岛”理论提供了一种在民族志层面定义多元自然的替代模式,后者的“超越自然与文化”命题则诉诸结构主义的转换模型以捍卫人类学的知识一元性。

从语言看本体论转向及其中国回应

国内学界已经对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做出了丰富的讨论,但是鲜有学者注意到今天的人类学还存在一个与本体论并行的翻译转向。翻译转向把自己的理论渊源追溯到由博厄斯、萨丕尔和沃尔夫开创的语言相对论传统,后者尝试从语言角度探讨人对世界的体验以及多元本体的存在,并像本体论那样批判现代西方的自然主义本体观。国内学界对本体论转向作出的一些最富智慧的洞见,实际上应该被归结到翻译转向和美国人类学开创的语言相对论传统。

塔尔德学说及其对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启迪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先驱塔尔德提出“模仿律”“单子论”两大理论,成为拉图尔、德勒兹等学者相关理论的基础,并间接影响了卡斯特罗,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理论发展。文章通过回顾塔尔德学说的核心脉络,指出塔尔德学说避免了结构主义的封闭,以动态视角取代静态视角,关注社会不同层次的能动性,主张社会与自然的一致性,强调重复即差异,为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提供理论支撑,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法律的“在场”——本体论转向中法律人类学的实践演变

本体论转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兴起的重要学术思潮,它影响了法律人类学研究。文章从作为“场上”博弈手段的法律、治理“场域”的法律和社会子系统的法律三个维度的分析入手,指出法律的“在场”即透过法律实践理解和再述法律与社会间的交互关系,是当代西方法律人类学在本体论转向中开展理论创新的基本趋势。由此,文章提出我国法律人类学研究也应注重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考察法律在社会关系中的实践,注重以理论视角将二者视为有界存在转变为关系性存在,以中国为主体、以中国经验为基点展开理论探索。

聆听人与生态--生态音乐学研究中的“本体论”转向

南美低地人类学研究(Lowland South American anthropology)掀起了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热潮,它以不同的“身”与“心”回归事物本体“是什么”的问题,并提出多元世界观和自然观。然而,在以往的音乐人类学以及生态音乐学研究中,相关的讨论早已出现,但并未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本文尝试从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的视角,重思已有的音乐研究,并思考从“聆听”出发,以感知建构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

“栖居生境”的弹韧性演进营造--转向本体论的灾难人类学研究

灾难具有"自然-社会"双重复合属性,这要求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必须突破传统社会科学中"文化-自然"的对立二分框架和"人类中心主义"来展开问题的探询。针对当前灾难人类学研究中的总体困境和具体分歧,应该围绕"栖居生境"的弹韧性演进营造这一灾难研究的关键问题,来讨论转向本体论的灾难人类学如何依托于地志学的方法路径获得整体融贯性的视域拓展和实用主义取向的学术关怀。

中国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及本体政治指向

本文以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为背景和对话对象,讨论与此现象有关的中国人类学及其实践指向。本文对本体论进路的选择性梳理体现出中国人类学在这一多源思潮中的特别视角。本文认为,本体论转向是由多来源的实践活动引发的运动,本体政治以及当下的积极行动人类学或直接行动是其在现实层面的回响。本文最后讨论中国人类学的本体论视野,强调中国的本体论人类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知识来源和实践动力。文章以日常语言视角下的地势研究为例,讨论这一论说与金岳霖日常语言实在论的契合及其与当代日常语言哲学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对当下的人类学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以本体感知去看见传统人类学的"事情"。

联想、比较与思考:费孝通“天人合一论”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

近年来,国内外社会人类学界对于天人或自然文化对立的宇宙观展开了批判,其中,尤以“天人合一论”和“本体论转向”为代表。此前,社会科学的问题大多与造成“同而不和”的功利个体主义有关,这些新的建设性批判,均主张重建文化-自然意义上的“和而不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是“总体的人”,是“容有他者的己”,从“我”的范畴谱系考据中,可以重新发现天人双关的“广义人文关系”内涵。当下盛行的视角主义观点虽有其建树,但却因袭了其批判的西方宇宙观的不少范畴,实为某种静态主义本体观的再现。中国以动为本的“生生论”传统,可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填补巨大空间,也可为自他物我融通的新人类学做出独到贡献。

马克思本体论的实践转向、维度与旨归

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本体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到马克思那里实现了转向:寻求世界始基的本体论转换为人类意义世界如何奠基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抽象地谈论本体没有意义;人类以社会性的连接方式进行实践活动,产生意义世界,哲学应以此作为本体。然而,马克思面对的却是意义世界遭到了严重破坏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重建意义世界,其意义本体论的价值旨归是人的解放。

法律解释本体论转向在我国法律方法论中的意义

在哲学解释学的影响下,近年来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本体论转向。法律方法可能的贡献是,为人们提供一种理性工具,从而有助于寻求针对具体案件的具有可接受性的妥当解决方案,并为判决方案提供有说服力的法律理由。我们在法律解释本体论转向问题上的适宜选择应当是一条中间路线,在法律方法论研究中,使本体价值追求与方法论功能的平衡。

本体论转向带来的艺术态度——仅仅依靠观念来支撑视觉最终会遭到质疑并被艺术所抛弃

20世纪以来，艺术创作、艺术史研究、艺术批评出现一个重要节点，即把艺术置于“物”的层面。以“物”为思，是本体论转向带来的艺术态度，“物”如何转化为视觉艺术，并具有视觉思想，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被视觉化的过程，而是潜藏着诸如社会环境、文化心理、艺术自觉等诸多话语层面。因此，探讨这一现象的意义就在于，进一步认识艺术思想形态转向带来的视觉思想和存在的问题。

日常语言视角的人类学本体论

本文讨论“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这一人类学本体论的进路。对这一进路的介绍从近年来有关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开始。本文提出金岳霖的常识实在论与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人类学有内在契合,并对金岳霖的核心概念“势”与地势本体视角的关联进行论述。本文还对潘光旦的“位育论”与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的关联进行讨论。

教育研究中的三种图像学取向及其本体论转换——兼论通向生命成长的教育视频图像研究

对于教育研究而言,视频图像带来了新方法、艺术和新知识类型,为教育研究贡献了三种图像学取向:方法论的图像学取向、艺术论的图像学取向、知识论的图像学取向。“图像时代”的教育变革和“图像转向”引发的学术转型,呼唤已有图像学取向的本体论转换。秉持本体论的图像学取向,核心在于探讨教育视频图像研究的原点问题,尝试从三方面展开:一是以“图像人”的学习状态作为实践性原点,转变仅有视频图像、没有人的研究风格;二是以本体价值审视工具价值作为关系性原点,丰富仅用图像证实、忽略图像内在逻辑的研究取向;三是警惕图像的消极价值,以此作为过程性原点,形成对图像的全面解读。贯穿本体论取向的基本问题是:图像与人是如何互释互构的?什么样的视频图像研究能够展示并促进生命成长?实现本体论转向需要从方法论层面控制视频图像的多义性、廓清图像自身的构成场域、明确视频图像背后的知识类型及价值取向,并以此构建本体论转向的行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