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迹”与“所以迹”:郭象本体论诗学

无论是《庄子注》抑或《庄子序》均非严格意义上的诗学著作,然而《庄子》本身的诗学特质和审美境界,以及郭象哲学体系中所蕴含的本体论诗学,在魏晋诗学发展中都具有重要意义。郭象以辨名析理的思辨方式,在否定"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上,以庄子所提出的"迹"与"所以迹"的现象—本体哲学为逻辑基点,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经典诠释为理论核心,以客体的"自然""性分"、主体的"无为""坐忘"等哲学范畴为理论内涵,建构其本体论哲学体系;以"无心玄应"为审美发生,"寄言无言"为审美表现,"理至迹灭"为审美境界,"至乐无乐"为审美范例,建构其本体论诗学体系。这既是对《庄子》诗学的继承,也是一种扬弃与发展。

从“言志”到“缘情”——试论中国古典诗学“意”本体论的遮蔽与显明

在中国文论史上,"意"与"志"、"情"一样,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但"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两种最为基本的诗学本体论,遮蔽了与其所同出的"意"之存在,甚至剥夺了"意"在诗学本体论上的立足之地。"以意为主",是宋代诗学对中国传统诗学本体论的贡献,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所遮蔽的"写意"诗学本体论的显明,对于今天构建蕴含"言志"、"缘情"与"写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学本体论,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

中国诗学本体流变论

中国诗学的本体不可以诗言志或诗言情一言以蔽之,它有志、情、性、灵四种形态,虽说任何历史阶段的诗学本体都是共时与历时、多义与变化的综合,但仍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它开山于志,经情志的过渡而达于情,再经情性和性情的转换而达于性,又经性灵的转换而最终达于灵。诗学本体的流变,可以说是中国诗学史的主脉。

艺术的理由——重申本体论诗学的一种路径

作为对艺术之道进行本体论思考的诗学的命运 ,向来与艺术的价值连在一起。如何重申艺术的理由 ,事关重建现代诗学的逻辑依据。概括地讲 ,尽管面包的意义无须赘言 ,但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这同样无可置疑。这构成了人文艺术最重要的价值依据。艺术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基础 ,艺术的全部理由就在于 ,人在根本上是一位超越官能欲望与理智需求的审美者。由此呈现出诗学的意义所在 :向诗致敬。

殊途同归——T.S.艾略特的诗学本体论和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之比较

T.S.艾略特和哈罗德·布鲁姆是20世纪两位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但是他们对文学的传统和文学写作方式的态度截然不同。艾略特的诗学本体论反对浪漫主义,提倡诗人在写作的时候应该消除个性,依附于比个人有价值的伟大传统。布鲁姆推崇浪漫主义,认为传统给予后来诗人不健康的影响,后来诗人的写作都是出于对前辈诗人影响的焦虑。艾略特和布鲁姆的理论均指出了文学创作中的规律,他们本人也都反映出对方理论的特征。艾略特本人就是"影响的焦虑"的典范,布鲁姆的写作也深深得益于传统。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的意见相左,他们都一致强调创新,因为创新永远是文学发展的动力。

傣族诗学本体论阐释——再谈《论傣族诗歌》中的美学思想

(一) 我国傣族最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论傣族诗歌》一书(以下简称《诗论》),翻译出版己十多年了。当1981年这本书出版时,在文化界曾引起一场不小的旋风。人们争相研读、品味,并纷纷从各个方面高度评价它的发掘。十年过去了,现在来看,当时的评价并不过份。傣族《诗论》无论其思想内容,还是学术价值都不亚于古代的西方诗学理论和汉族古代文论。《诗论》呈献给我们的美学思想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它的诗学本体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公认的西方诗学的奠基性著作。《傣族诗论》应该说是我国傣族诗学理论在古代的集大成之作。如果说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西方美学的主要概念并第一次用科学的观点、方法来阐明美学概念,研究艺术问题,那么,傣族《诗论》的主要贡献则在于第一次从诗学本体的角度揭示了诗歌与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乃至于语言发生之间的关系。《诗论》全书共分九章,其中七章都是探讨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乃至于语言的产生、文字的出现以及它们和诗歌(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作者在全书的结语部分说:“归纳以上所讲的一切。

傣族诗学本体论阐释——再谈《论傣族诗歌》中的美学思想

《论傣族诗歌》是我国傣族著名古典诗论.文章认为这部《诗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第一次从诗学本体论方面揭示了诗歌与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以及语言发生之间的关系。文章还进一步将其与有关的中西美学思想和古典文论进行了对比性阐释。

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三重价值向度

黄宗羲的"诗以道性情"说在清初诗学中独具特色。考察其诸多诗学撰述,"真"、"广"、"深"这三重向度实为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基本价值尺度。

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三重价值向度

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素来不乏以"性情"论诗的个案,然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对"诗以道性情"说的阐释却多有独得之见。他以"性情"为诗之本体,并衡之以"真"、"广"、"深"这三重基本价值向度,不仅对诗学情感之表现形式与思想内涵的关系问题有新理解,也在诗人情感表现的当下性、时代感与历史文化思考这三者间构设了一种理论张力。而这,对于今天进一步讨论中国诗学抒情传统、反思中国诗学情感论等问题显有其现实意义。

“神于诗者,妙合无垠”——王夫之诗学情景相生论的美学诠释

情景论是中国古典美学、诗学研究中源远流长的一个重要课题。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诗学则是其集大成。王夫之真正从诗的艺术本体论,从诗学意象和意境的美学高度来论情景,而摈弃前人从诗的格律、句法、章句等角度来论诗歌创作情景问题的传统陋见,从而把情景论提升到中国古代美学和诗学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夫之深刻分析了情景相生的各种审美机制,使之成为一种系统完备的诗学理论,把情景论推向了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的最高峰,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诗学情景论的最终完成。

生存本体论的困境--反思刘小枫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学思想

从诗的本体论到本体论的诗,《诗化哲学》中生存本体论的建立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维度,其中关于诗与哲学实现内在关联的设想颇具启发意义。而审美的现代性主题在《拯救与逍遥》中具体展开,以基督教神学中“拯救”性的纯粹精神价值来拒斥现代虚无主义,与后现代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思想形成对照补充视野。通过反思刘小枫早期美学思想中存在的生存本体论困境,观照主体间性美学在面对现代性危机时所起到的审美救赎作用。

重回文学本身:方法与意义——以张清华的“文学性研究”为讨论中心

张清华的“文学性研究”可以归纳出四个方面的方法与意义。首先是“潜结构”与“潜叙事”理论,其对文学形式的强调,不仅能解决革命叙事文学中的“文学性”问题,也可以推广至先锋文学等其他文学类型的研究。其次,对于人文主义价值的坚守,建立以普通个体生命与存在主义哲学相合的人文批评观,可以有效弥补新世纪以来文学价值判断的缺失问题。再次,以“细读”和“作家论”批评等方式建构当代文学经典,可以有效抵御“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当代文学“文学性”价值的质疑。最后,在写作研究文章时充分运用“诗性文体”,这不仅可以视作文学研究与“文学性”的同构,也可以从中发现张清华对文学整全历史判断的诗性追求。

生命本体论的价值归属——当代诗学本体论问题之二

生命本体论的诗学,显然是立足于主体,或“人”的核心的诗学。它所强调的是文本背后的人,其生命的一次性见证与价值。简单地说,是通过文本来理解人生、理解写作者的生命人格实践,及其灵魂世界的诗学。在这一点上,它与只见文本不见作者的“文本主义的批评”是相对的。一、生命本体论诗学或“上帝的诗学”在当代,持“生命诗学观”的诗人和理论家并不罕见。

新月派:诗艺探索与文化诉求

新月派格律诗学理论在创建之始,主要是古典主义人生观念与艺术精神的内驱力使然,当他们专注于格律这一诗学本体的探索时,又显示出与文化诉求的分离性,而当他们意识到格律之难的同时,诗学本体意识又在另一个层面上显现了人类探索艺术的某种限度。

诗学:从古典到当代的转换溯源——当代诗学本体论问题之一

纯粹关于诗与诗学的本体问题的讨论,前人已经讨论了两千多年。所以本文不能再做这种重复性工作。但涉及“当代诗”的本体问题,又无法脱开前人的论述,所以必要的梳理还不能完全避开。因此,让我们从原始的问题开始,通过什么是诗、诗是什么、诗的起源、什么与诗有关,最终抵达何为“当代诗”。

诗性正义与诗歌伦理——当代诗学本体论问题之三

诗歌从出现开始,就面临着一个价值评判的问题。“兴观群怨”中即包含了诗歌所承担的公共性的伦理职责;而后人喜欢以“诗”与“史”互鉴互喻,也体现了“历史伦理”作为诗歌正义诉求的一种原则。当代诗歌自然传承和担负了上述古老的价值,但同时,因为伦理与道德、价值与正义等这些概念均属历史范畴,在漫长的历史中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所以讨论诗性正义和诗歌伦理,便也成了一种历史的讨论。

诗学本体的当代重建:诗与真——当代诗学本体论问题之四

与“诗性正义”的界限相当模糊,在很长的时间里,当代诗歌也被赋予了一种道德化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与意识形态有关,也与世俗伦理有关。因为人们以为,诗歌必须一种政治性和世俗性的约束,这二者又必被赋予某种道德与美学的名义。所以浪漫主义者所主张的哲学意义上的“真善美的统一”,便在矮化和俗化之后成为当代诗歌的一般标准。比较中西诗歌的美学观,我们会发现,在源头部分即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古希腊诗歌所信奉的是“摹仿”,而中国诗歌讲究的是“情志”。

中国诗性文化的探索──评刘士林《中国诗哲论》

《中国诗哲论》一书以全新的视野、角度、思维和观念为我们描述了中国文化的本体精神，对学术界从另一角度认识中国文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从风骨到神韵:再探中国诗学之本

在20世纪初,王国维基于误解而对“兴趣”和“神韵”排斥,并且标举“境界”(“意境”)为诗词之本,开启了后世学者对“境界”(“意境”)的过度推崇。百十年来的中国诗学研究,在将“境界”(“意境”)作为诗学本体加以核心化,并以之为囊括中国诗学理论的最高范畴作体系化建构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