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双循环”下本土供应链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创新效应研究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高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的重要战略方向。本文基于国内循环破局国际循环“低端锁定”的视角,从理论层面解析了中国企业“双循环”下本土供应链与全球价值链协同的创新效应。同时,采用2009-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与专利数据库的合并微观企业数据,从实证层面检验了本土供应链网络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创新交互效应,深入讨论了信息优势与资源优势机制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位于本土供应链网络核心位置的企业能够显著调节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创新抑制效应,最终破解中国企业在仅依赖国际循环下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局。此外,本土供应链网络不仅能够利用其建立的信息优势,通过海外战略扩张以突破发达国家的俘获效应,而且能够发挥其带来的资源优势,以供应链金融的融资策略突破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依赖,在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整体协同中实现创新驱动,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本研究有助于探索基于增强国内循环内生动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循环中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提供对策方案。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供应链安全?

提高企业供应链安全水平对于保障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系统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保障企业供应链安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创新能力、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企业供应链的多元化水平;另一方面,其对企业供应链的本土化存在U型影响,长期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生产率、促进市场竞争提升了企业供应链的本土化水平。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以及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拓展了数字时代供应链安全的研究范畴,对于推动数字经济与供应链安全协同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股东关系网络与供应链本土化: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

贸易战、新冠疫情等一系列不确定性宏观因素的出现使得国内拥有涉外业务的上市公司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高昂的跨国经营采购成本也使得众多企业难以为继。因此如何建立完善的国内供应链业务延续系统是后疫情时代供应链战略发展研究的新课题。文章以2007—2021年在沪深A股上市的有海外关联公司的跨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股东关系网络与跨国公司供应链回流—本土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1)股东关系网络对企业进行供应链本土化“回流”重构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2)股东关系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固有的嵌入效应为企业进行供应链本土化“回流”重构提供了信息、资源、技术创新支持。

WTO药品报销“第一案”——“土耳其药品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22年7月25日公布仲裁裁决的土耳其药品案,是DSU第25条上诉仲裁“第一案”,也是涉及药品报销制度的WTO“第一案”。该案专家组和上诉仲裁庭裁定土耳其政府报销私人药店所售药品不构成政府采购,本地化措施也不符合GATT1994第20条(b)项公共健康例外。上诉仲裁庭纠正了专家组的一项错误法律解释,尊重专家组的事实认定,但本案仍有许多法律解释和适用问题有待澄清和完善。土耳其药品案给中国带来如下启示:关注WTO规则对医疗体制改革的规制和影响;供应链韧性建设必须遵守WTO规则;可以合理利用WTO政府采购豁免确保国内供应链安全,但应避免设置超出豁免范围的歧视性附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