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焦虑与方法论迷思——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传播学在国内发展至今30余年,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与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一直是该领域的两个重要议题,同时也是困扰传播学发展的两大问题。本土化话语承载了政治使命、民族主义、创新冲动等社会文化心理动因,成为传播学领域的强势话语,在本土化话语的笼罩之下,对西学理论的研究不被重视,拿来主义蔚然成风,其结果是既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也无法促成理论创新。而在方法论层面却依赖和固守西方的研究方法,国内研究方法使用上的种种偏离被视为传播学困境的原因,此种迷思掩盖了传播学研究的真正问题———问题的缺失。抛开本土化和方法论上的迷雾,从源自传播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入手,以全球化视野和多元方法探求问题的真相,才是传播学发展的正确途径。

作为“方法”的中国——“传播学中国化”的争鸣与路径

在论证“古老的传播论,年轻的传播学”观点的基础上,文章就“传播学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真伪性、这一现象的产生及讨论以及“本土化”和“华夏传播学”两种主流实现路径进行了总结和评析。接下来,文章剖析了“传播学中国化”需要警惕的问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国与非中国、特殊与普遍的二元对立关系以及本质主义和工具理性等。最后,文章阐释了作为“方法”的中国,并简要论证了其可行性。文章对“传播学中国化”百家争鸣的现状表示乐观,对其未来发展充满期望。

“自我传播”研究的传播学本土化追求、学术探索和时代价值——兼评《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

“自我传播”是传播学知识谱系的核心概念。自芝加哥学派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它就成为传播学理论的关键词。谢清果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以“自我传播”为突破口,超越科学主义和西方人文主义的固有范式,以华夏文明自身社会历史传统为参考坐标系,建构有本土特色的“华夏自我传播理论”。这项研究接续传统儒释道的“心性之学”,将“自我传播”研究与对“中国”的自我认知相结合,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呼之欲出。

传播学本土化的名与实——评《华夏传播理论》

邵培仁先生作为传播学本土化的倡导者与践行者,近年来与姚锦云博士积极致力于华夏传播研究。他们在《华夏传播理论》一书中,坚持传播学本土化,直面目前华夏传播研究所面临的根本性质疑,并以宽宏的多学科研究视野,阐释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论与方法论问题,进而提出华夏传播理论观与价值传播模式,为华夏传播理论建构作出重要贡献。而本书的另一意义,在于以传播学本土化为中心,回应了目前学界关于学术理论本土化的焦虑与争议,即理论建构不必执拗于内外、古今之别,而应内外兼容、古今融通。

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断想

我国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而“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提出则更晚。198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提出了我国对待西方传播学的16字方针,从那时起,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或者说“中国化”),就成为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课题,可以说,本土化问题对我国传播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20年过去了,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仍然面临许多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传播学在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上存在诸多矛盾。本文试从这些矛盾入手,探讨矛盾解决之道及本土化研究的发展前景,以期能促进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

庄子与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

对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当在地经验的本土化之争日趋式微的时候,传统文化的本土化之争依然存在。这方面最新例证之一就是,有学者提出“接受主体性”这一概念以解释庄子传播思想。“接受主体性”作为概念因其无前提、无内涵、无印证恐有失妥当;对庄子,我们后人应该抱有“了解之同情”,同时有取珠还椟、避名居实的苦心孤诣。为避免陷入穿凿附会,传播学本土化可资借鉴的路径有三:社会学的“文化自觉”,哲学层面的思辨以及历史学层面的传播活动诠释。

华夏传播理论建构试探：从“传播的传递观”到“传播的接受观”

建构华夏传播理论,需要厘清何为理论、如何建构理论的问题。前者是知识论问题,我们可以从韦伯、吉登斯、格尔茨和凯瑞的思想中获得启示;后者是方法论问题,我们可以向凯瑞和黄光国学习。在他山之石的指引之下,我们尝试建构"传播的接受观"(a recept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理论。其首要问题是,传播不等于"传",而是"传-受之链","受"与"传"都是传播过程的重要部分。相对于现代西方传播学"传"的传统,中国人更侧重于"受"的传播观念。一方面,"传播的接受观"是对中国古代传播现实的表征。例如在文人雅士中流行"观""味""知"的传播观,庄子、慧能与王阳明等儒释道思想家也倾向于接受中的主体性,可以称之为"接受主体性"(receiving subjectivity)。另一方面,"传播的接受观"能为新的传播现实提供表征,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例如很多传播事件会出现始料未及的后果,或许原因多出在"受"的方面,而非仅仅是"传"的方面。"传播的接受观"不仅意味着视角的转换,更意味着立场的转移,使得华夏传播研究转向作为个体的、具体的、能动的受者,而非作为群体的、抽象的、被动的受众。这样的视角有助于呈现一个鲜活的中国古代世界,同时也有助于加深对当下传播问题的理解。

华夏传播的在地经验与理论创新--评邵培仁、姚锦云《华夏传播理论》

华夏传播研究历时三十年,邵培仁、姚锦云的新作《华夏传播理论》中提出了建构华夏传播理论的新路径,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论证了“从思想到理论”的可能与可行,系统梳理了“传播的接受观”“传播的交往观”“传播的辩证观”三大理论的内涵。立足于传统思想的文化基因诠释文本、解释因果,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推演出华夏传播研究的新范式。

区域性与普遍性:关于传播学学科性质的深入思考——兼与陈力丹教授商榷

本篇论文采用美国传播学与批判理论,通过对研究方法的差异问题、传播学的人文性与科学性问题、传播学本土化等问题的再思考,引出一些批判性的新观点。

传播学“中华学派”建构路径的前瞻性思考

华夏传播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肇始,90年代兴盛一时,此后发展平淡,而至21世纪初渐有勃兴之势。文本首先力求充分把握这一领域前沿热点的研究成就,并归纳出其显著特征,进而从反思"传播学本土化研究"问题入手探讨"华夏传播研究"的合法性,再基于4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的历史变迁与近年来发展的丰硕成果,从核心概念辨析、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民族文化传播学建构、华夏传播学的想象力培育、华夏传播理论体系构建等维度,全方位、前瞻性地展示出传播学"中华学派"建构的基本态势与发展路径,以期推动华夏传播研究向建构"华夏传播学"的方向挺进,最终为"中华传播学"的形成奠定历史与文化的基石。

开启礼文化传播研究的新篇章——郑州大学首届“礼文化与华夏传播研究”会议综述

2019年4月13日,由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华夏传播研究会发起的首届“礼文化与华夏传播研究”工作坊在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功举办。本届工作坊以“新时代新路径新发展”为理念,共分为“会议主题发言”“华夏传播研究分享”“青年学者礼文化研讨”和“博士生礼文化论坛”四个部分。专家学者们从传播学本土化出发,探讨中国文化、华夏传播、先哲智慧、礼乐文明及其与中国、世界发展的时代关联,在学术争鸣过程中探索内在脉络,在扎根文化历史中推陈出新。

学界翘楚谢清果

谢清果,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双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访问学者,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兼任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华夏老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等职。联合主编《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华夏传播研究》《中华老学》三本集刊,主编《经典与传播研究丛书》《厦门大学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文库》等8套丛书,出版《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等著作34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50余篇。

溯源求真 寻根问路——读《华夏礼乐传播论》

《华夏礼乐传播论》一书由谢清果等人共同撰写,该书运用传播学理论,对“乐”的媒介功能、传播范式、时空关系、教化机制、符号建构等方面进行探讨,阐述了华夏礼乐的内涵以及礼乐传播的功能与价值。本文从该书的写作特点、论述逻辑以及作者对传播学本土化的尝试三个角度,分析了该书的特色与价值。认为该书写作视野宽阔,研究融汇古今中西,框架具有专题性,对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有着开拓性的价值。

中国传播学的“中年危机”与华夏传播研究的球土化展望(2017-2021)

从华夏传播研究近五年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为适应学科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发展瓶颈所展现出来的积极变化。它正尝试以一种全新面貌应对学科和时代环境给出的机遇与挑战,并围绕中国本土传播实践中的传统思想观念、历史文化现象展开多学科、多维度探索。本文仅以最近五年来新闻传播学界重要刊物论文和相关著作为例证,分析华夏传播学研究呈现出的发展新态势。不同于以往,如今的华夏传播研究一面坚持自身具有民族和本土化立场的理论建构,一面则用开放态度回应全球化与现代语境。它正以全球本土化的独特视角,参与到本学科当下的许多重要议题当中,提供自身独特的思想贡献。

2011-2016：华夏传播研究的使命、进展及其展望

华夏传播研究是传播学本土化的重要研究领域。近年来(2011-2016)在传播研究主体性思潮的推动下,在华夏传播断代史、华夏传播媒介、华夏传播概念、华夏传播理论建构、民族文化传播学、诸子传播思想等研究方向上都有相当大的进展,研究团队与专业期刊也初步显现,未来当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传播研究如何做到“以中国为方法”——吴予敏教授访谈录

本次对吴予敏教授的访谈集中于如何从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概念提升到“以中国为方法”。吴予敏教授追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学本土化”的学术理路的发展过程,指出从传播学的角度重新认识本土,是将传播学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论放在中国经验当中加以检验。“传播学本土化”和“以世界为方法”本质上是一个逻辑,体现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者与世界对话的愿景。吴予敏教授认为提出“以中国为方法”的出发点,折射了三种不同的焦虑:意识形态焦虑、文化身份焦虑和知识方法论焦虑。从“传播学本土化”到“以中国为方法”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的提升。“以中国为方法”,主要是指在方法论上体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回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场景,从中国本身的问题出发,把握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和话语逻辑。近年来中国传播研究的最突出的成绩是经验性研究。但是经验性研究需要突破西方传播理论的框限。“以中国为方法”不仅要直观地感知中国经验,还要通过意向性实践的行动进入中国经验,将经验的感知体认过程和研究问题的提炼过程交织起来。深化问题洞察,以经验的系统化推进问题结构化,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

在古今中外的视域中审思中国礼文化传播问题——访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谢清果教授

礼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播学视角研究礼文化对于促进华夏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谢清果教授的专访,简明回答了在礼文化研究的具体层面上的一些问题,如礼文化与儒家和道家的关系、礼与乐的关系、礼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礼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礼文化传播理论的建构等,这些问题的探讨为礼文化与华夏传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在全球化的今天,礼文化的传播研究不仅关乎华夏文明的传播与发展,而且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需要传播学者有放眼世界的眼光,在中西比较语境中彰显中国礼文化特质,进而建构起适合当代人生活的礼文化体系。

开栏语 为人类大传播研究传递中国薪火

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学术版图中,华夏传播研究以其鲜明的本土化特征著称。在我看来,华夏传播研究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面向历史和传统的、中国本土取向的传播学研究。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也是世界各个古典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且传承至今的文明。为什么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它是如何传承至今的?显然,我们可以从传播和媒介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这正是华夏传播学在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坚守中国文化自信心与学术主体意识,建构中国礼文化传播的理论体系——访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邵培仁教授

传播学本土化是为了让它成为一门中国化的学问,让它成为中国大众的精神食粮,成为适应中国需要的社会科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最终让中国传播学与世界对话,同全球文化接轨。包括礼文化传播研究在内的传播学本土化的相关议题的提出,显示中国传播学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学术自信心。用"人类整体传播学"来统领本土化传播学,建构一种既继承了中国礼文化优秀传统和优质基因,又融入当代礼仪和国际礼仪以及符合各种社会规范的新型礼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