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想象的中国人文空间的二重性

如同民族文化素质一样,以儒释道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融合为基本格局的中国人文文化也决不是一个内涵单一的孤立性概念,而是具有极为博大、深邃的思想的精神空间。在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想象与呈现的中国人文文化空间中,崇德轻利、贵和尚中、因果循环等中国人文文化的精神元素与内容就既是人化过程中的建设性力量,又是在这一过程中应该被超越、被重构的东西。它们一方面强调、维护了人性尊严和人的主体性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构成对人性尊严、人的主体性的限制和压抑。它们的这种既肯定独立的人格又对其进行压抑,既张扬自由开放的精神又对其进行压制的矛盾属性,突显了中国人文文化空间的二重性特性。意识到这种二重性特性,从而在诗歌中立体地呈现中国人文文化的精神元素与内容的双重功能生成的中国人文文化空间的张力,正是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想象中国人文文化空间的独特之处。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的中国想象

长期以来,关于台湾新世代文学的研究存在着将本土诗人与外省诗人两个亚世代"群体"、在地意识与母体意识两种本土意识维度、再现与创造两种想象作用力割裂开来进行论述的问题。事实上,一方面,台湾新世代的本土诗人与外省诗人两个亚群体是不能截然分开来看待的,它们总是处于一种相互阐释、相互补充和相互建构的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台湾本土"这一概念不只指涉一种与地理有关的在地意识,也指涉一种与历史、语言有关的母体意识;最后,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对中国的想象,不只可以像余光中、洛夫等前行代诗人那样通过感觉、知觉和经验等再现的方式去生成,也可以通过一种对非现实性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体验与反思的方式去实现。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想象的中国物质空间二重性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想象的中国物质空间具有较为突出的二重性。首先,是由传统与现代的户内空间建构的自然要素的差异生成的。其次,是由传统与现代的户外街道空间建构的差异生成的。通过这种种对比,杨泽、渡也、零雨、候吉谅等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不无伤感地展现了传统的物质空间所指代的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的物质空间所指代的现代文明与消费文化的冲击中日趋衰落的图景,表现了诗人们浓厚的文化怀旧与文化忧郁情调。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中国想象的功能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想象中国的诗歌,无论是在文化认知、理解功能方面,还是在文化融合功能方面,都表现出与西方文人想象中国的作品迥然不同的特征。在文化认知功能方面,随着历史的流变,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的诗歌呈现出一种逐渐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我"与"他"的不平等关系转换为"我"与"你"的平等关系的态势。在文化理解功能方面,台湾人与大陆人同文同种,拥有共享的历史和共同的民族文化。这就使得,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想象中国的过程,往往就是他们强调换位思考在两岸对话过程中的可行性、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过程。在文化融合功能方面,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受中国传统"和而不同"思维的影响,主张让不同的文化多元共存,达成一种相互协调的境界。

再现式想象: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旅游经验中的现实中国形象

孟樊、方群等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笔下旅游经验中的中国大陆景观是他们对中国大陆的一种再现式想象,是以他们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经验为前提,通过他们的"选择性聚焦"凸显出来的现实中国大陆的镜像。在很大的程度上,前理解和期待视野决定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凝视与观看中国大陆景观的取舍标准。而这种取舍事实上也是他们在对自我身份进行定位、对中国大陆景观进行观察和区分的一种实践。在中国大陆的自然、历史人文景观中,他们找到了自己,找到了一种回家的感觉,使自己独特的本质力量得到了独特的对象化方式的肯定。而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生活空间中,他们不仅找不到回家的感觉,而且感受到一种毁掉自己关于家园记忆的深深的恐惧,感受到主体与空间的隔膜。由此,在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对中国大陆景观的书写中,中国大陆既有着"如家"般的"优美",也有着"非家"般的生态秩序的失衡。而无论是"如家"般的"优美",还是"非家"般的生态秩序的失衡,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大陆景观不同侧面的真实。

十堰古代诗歌发展概况——十堰本土诗人的崛起及十堰古代诗歌发展轨迹

明清时期十堰古代诗歌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十堰本土诗人的崛起。纵观十堰古代诗歌发展,有以下几条发展轨迹:作品题材内容由对汉江秀水的歌咏到对武当仙山的描摹;对生活的反映由世俗社会走向对仙道生活的吟唱;作者队伍则由客居诗人向本土诗人转变。

香港中生代本土诗人的创作

香港中生代本土诗人以纪年为界限。他们不同于台湾出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坚代,而是出生于40年代。他们全面接受过现代主义的洗礼,主要有温健骝、古苍梧、羁魂、黄国彬、也斯等人,文章对他们的创作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老一辈的香港本土诗人

本土诗人不是一个流派的概念,而是指生于斯长于斯,或不是出生于香港但在香港成长的诗人。"本土"的唯一标准也不一定是指出生地或成长地,有时更多是指作家具有鲜明的本土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章把戴天这样一位并非土生土长,但很快融入本土文坛,与"南来诗人"大相径庭的诗人放在这里论述。

类比想象: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中的象征中国形象

在类比式想象的推动下,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把国家、民族、家庭描述并理解为人体、动物、植物等生命有机体。国家、民族、家庭与人体、动物、植物在他们的诗歌中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既表现在前者与后者都将遵循着诞生、成长、衰竭的生命周期而发展变化,也表现在二者的生命形式与内涵都呈现出多元、立体、复杂的态势,都既有朝气蓬勃、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一面,也有萎靡困顿、忧伤哀怨的一面。这说明,无论是国家的人体隐喻,还是民族的动物隐喻、家庭的植物隐喻,都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丰富意义。而所有这些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特性都参与了诗歌中民族国家的整体生命个性的建构工作,并共同生成了民族国家的生命有机体的本质特性。

变异式想象与四界混融: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笔下的奇幻性世界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以变异的想象方式,将现实空间与异境空间联系起来,生成了奇异化的文学世界,带给我们极其奇特、陌生的感知和体验。在他们的诗中,无论是神仙世界,还是精怪、亡灵世界,都是现实社会的变形或理想世界的化身,都承载着诗人们对人与动物、植物、宇宙关系的关注,都是诗人们对于生命的无限广延性和可能性做出的思考和探寻。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新世代本土诗人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相交融,他们的生命才得以更好地超越物化的现实世界,与宇宙最深的本体生命相接触,感受到宇宙本体生命的博大和精微。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想象中国社会空间的二重性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想象和呈现的中国社会空间,主要涉及关系型社会空间的基本形式,关注的重点是中国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和经济关系等。具体而言,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想象和呈现的中国社会空间主要涉及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在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的诗中,中国社会空间既是这几种社会关系相互碰撞、相互对抗的场所,也是它们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场所。因而,无论是民本政治涉及的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还是家庭伦理涉及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或者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在各种历时性维度上和共时性维度上,都会呈现出内容各异的二重性特性。意识到这种二重性特性,从而在诗歌中立体地呈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元素与内容的双重功能生成的中国社会空间的张力,正是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想象中国社会空间的独特之处。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的历史记忆论

历史记忆在本质上涉及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对自我根源、身份乃至人类精神家园的不断追寻的问题。正因如此,我们希图从历史记忆的连续性、历史记忆的特殊性两方面对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的历史记忆进行系统性探寻。首先,与一些前行代诗人与极端本土论者的断裂式的历史记忆不同,许多新世代本土诗人的历史连续性记忆的建构与维护主要是从对民族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延续性的展现两个方面来进行的。其次,由于他们直接承接了家族中的长辈被日本殖民统治的独特的家族历史记忆,因而,新世代本土诗人的历史记忆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台湾民众反抗殖民者和孤儿意识的历史记忆的叙事上。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性思维论

诗性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智慧,铸成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的诗性特点,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思维的整体观决定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总是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视为一个具有普遍联系的整体,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视为一种既相互冲突、相互矛盾又相互包容、相互统一的辩证性关系。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思维的想象性类概念决定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用现代诗性隐喻表现出了对作为整体象征的理想的精神家园的中国大陆以及作为具体象征的中国大陆的自然世界的向往与追寻。三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诗意性和审美性决定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对汉语中的象形性、暗示性、模糊性三个方面的诗性因子的激活与强化。

论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南来诗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来诗人”和五六十年代的“南来诗人”最大不同是没有“难民”心态,他们有的较快溶入当地社会,有的则一直“水土不服”。他们多半到香港后才出版诗集,和本土诗坛很少交往。

《全唐诗》与邯郸文化

唐诗与邯郸文化研究属于唐诗与地域文化研究的领域。虽有学者把唐诗作为史料进行历史研究,或者将有关邯郸文化的唐诗进行编选,但都未能在《全唐诗》的全部范围内,搜集整理有关邯郸的诗歌,进而深入考察分析。尝试从这一内容进行论述,以邯郸本土诗人及其创作和以邯郸历史文化作为核心的外来流寓诗人创作进行论述分析,希望填补《全唐诗》与邯郸文化研究领域的不足。

诗意四川:诗和远方的栖居地

诗歌悠悠,传唱千年。在四川这块秀美神奇的土地上,滋养了无数文人骚客,成就了千年不化的爱诗写诗传统,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积淀,诗歌已融入这块土地的血脉和基因,也让四川成为名副其实的诗人故里、诗歌之乡。在这里,诗歌没有渐行渐远;在这里,处处诗意盎然……群星璀璨的四川诗坛巴蜀之地,山雄水奇,人杰地灵,诗意优美的山水、源远流长的文脉,孕育出群星璀璨的四川诗坛,本土诗人星光熠熠,流寓诗人独领风骚。古代蜀学,以文史见长,名家辈出。西汉,蜀地就出现了享誉全国的辞赋家司马相如和扬雄。诗歌兴盛的唐宋,唐诗“双子星”中,李白是蜀人,杜甫也在蜀中草堂写下了传世名篇。

唐诗与襄阳

唐代的诗人们,特别钟情于古城襄阳,包括三大诗人在内的有唐一代众多的诗坛明星,都轮番地在诗中对襄阳进行吟诵讴歌;襄阳成了唐诗中的一个夺目的亮点,唐诗则成了襄阳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观。

历代诗词中的“岭南梅”意象辨析

历代诗词中的岭南梅意象系列,始终受到中原咏梅文学与岭南地理、文化和文学的交互影响。始于初唐宋之问度大庾岭三诗的“庾岭梅”和北宋后期苏轼咏松风亭梅花三诗的“罗浮梅”,是历代诗词中岭南梅的代表意象。岭南本土诗人笔下的岭南梅意象,既有对中原咏梅文学的接受,又有从不同视角对既有意象内涵翻新的尝试,是岭南本土文学形成、发展与成熟期的重要表现。

隐居诗中的余佩芬

有清一代,犍为文事昌盛,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各路人才辈出,各类著作浩繁。其中,仅诗歌一项,据民国二十六年版《犍为县志》记载,就收有“计一百〇四人二百五十七题”诗歌并留传于世。这些诗歌的作者,既有过境犍为的著名诗人如王士祯、张问陶等;又有犍为知县倪懋祚、宋锦、杨礼行、严士鋐、沈念兹、徐曰晨、程尚濂、王梦庚、杨炳锃、杨荣光等;更多的则是犍为土生土长的“本土诗人”,向上达、余光祖、李拔、李元模、李周氏、李锦源、王南鹏、余佩芬、陈蕴华、刘云溪、秦拱北、吴廷佐、李嗣沆等,有成就者不下20人。

咏青诗词中的乡土情结探微

青海本土诗人创作的咏青诗词,比较注重境界的追求,语言的锤炼,强调诗词格律的工整,表现了青海乡土诗词的高原特色。咏青诗词的明朗、乐观及其怀乡情绪和优美的旋律,反映了青海一代本土诗人曲折的生活道路和青海高原独有的风土人情,呈现了青海本土诗人思想感情、文化审美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整合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