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经历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影响研究——基于上海市海归与本土青年科技人才调查数据的比较

海外经历对青年科技人才有多重影响。上海市范围内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观念认知上,海归青年科技人才对国情的认知表达与本土青年科技人才存在不同,奋斗精神和奉献意识更强;更习惯从全球角度看待和评价城市,更具忧患意识;事业成功观更符合主导价值观,但未来信心度偏低。在职业发展上,他们的工作动力受外部影响更小;工作专注度和投入度相对更高,能力发挥更充分,成功率更高;更重视评价机制和经费支持;对受非科研事务牵绊的体验更深,更期待稳定的科研资助项目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在生活体验上,他们的美好生活体验度偏低,更难以平衡工作与生活。在上述调查分析基础上,建议针对海归青年科技人才群体的特点和不同诉求,分类施策,更好引进、留住和用好有海外经历的青年科技人才。

温州新生代海归和本土青年婚外情观念的调查与分析

婚外情是影响家庭稳定乃至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对温州新生代海归和本土青年婚恋观进行随机调查,结果表明,对婚外情多持理解和宽容态度,但当配偶发生婚外情时多选择坚决离婚。为维持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夫妻双方应相互信任,加强沟通,善于经营婚姻;社会应积极倡导科学的婚恋观,弘扬社会正气。

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机制研究——基于“本土—返乡”框架的多案例比较分析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才振兴,关键在青年。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可为乡村带来活力,提供多元服务,动员村民实现增收,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基于“本土—返乡”研究框架,分析4个典型案例,发现本土青年与返乡青年的乡村振兴参与机制在参与主体、领域、动机、方式、支持等方面都存在差异,由此需要进行类别分析。中坚农民在乡村社会中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具有农业生产与服务的现实基础,支持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振兴,有助于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发挥农民主体性,实现内生式发展。返乡青年具有较好的信息资源、文化资源、资本资源和政策敏感性,可以提供多样化公共服务。但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也具有任务性、短期性、唯经济性等特点。由此,在鼓励引导青年返乡的同时,也应该协调返乡青年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保障农民利益和青年合法性权益,以此实现长效发展。

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与走向

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具有"逆全球化"时代背景和香港内外部多重原因。香港的本土意识以反内地为主要标志,既是西方中心主义仍主导香港主流民意、回归后"去殖民化"工作缺失等的结果,也是香港产业空心化、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和相对于内地的比较优势逐渐衰退等的产物,体现为传统的右翼势力和新兴的左翼势力的合流。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与香港多重"青年危机"的长期积累密不可分,正在朝激进化、体系化和冲击建制内等方向发展。对此,应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与政策调整,并将其纳入对港工作思路调整的整体性、系统性工作之中。

“后政改”时期的香港青年本土派

青年本土派在香港立法会选举等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成为不可忽视的"新力量"。青年本土派具有鲜明的政治诉求,意图通过组织社会运动和入侵立法会的途径,实现"香港独立"的目标。青年本土派激进的政治诉求无法在基本法框架下实现:诉求内容多样化、诉求手段多元化和诉求方式暴力化;线上和线下活动方式并存、社会运动和入侵立法会并进。这加大了特区政府的管治难度。香港青年法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缺失、"后政改"时期香港经济社会情况,是引发青年本土派崛起的导火索。现时特区政府应通过推动基本法教育和国民教育、强化与内地交流的途径,提高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感;通过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缓解经济压力,为香港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香港法院应当对违反香港本地法例的行为做出规制。

追随建筑的理想——设计大师孟建民访谈及随感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孟建民是受中国传统建筑教育培养的第四代本土建筑师,经历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建设热潮,所经历的建筑之路正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建筑业的真实写照。通过对孟建民的采访,分析中国本土建筑师群体的执业环境,探讨建筑创作的理性与原创性,以及对待现代与传统、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多元建筑理念和设计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