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在国际私法发展史上的影响

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被视为国际私法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开创了一条解决法律冲突、进行法律选择的新路子 ,在国际私法的方法论上实现了根本的变革 ,对国际私法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大大推动了各国国际私法成文立法的发展 ,对国际私法的趋同化进程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萨维尼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近代国际私法之父”。

浅议近现代国际私法对“法律关系本座说”的扬弃

本文就近现代国际私法发展史上对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的继承与批判 (即扬弃 )进行了阐述。作者认为 :近现代国际私法把“法律关系本座说”推置于一个基础、核心的地位 ,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扬 ,在批驳的基础上予以完善 ,萨维尼能在一个世纪以前提出至今仍具深远影响的“法律关系本座说” ,实乃功不可没。

萨维尼的历史法哲学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对两者之间矛盾的反思

萨维尼倡导法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各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特有的法律,并且主张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民族的法律,追本溯源,寻求隐藏在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背后的原理原则。但是,萨维尼却致力研究古典罗马法,而且,在国际私法领域中,他又创造出一个富有普遍主义思想的法律关系本座说。表面看来,萨维尼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法学家,因为法律关系本座说无法与他作为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的法学思想相统一。不过,这其实是对萨维尼法学思想的一种误解。

萨维尼“法律关系本座说”发生学探源

萨维尼以民法学家的身份完成了冲突法领域的“哥白尼革命”,这一华丽的学术转身耐人寻味。作为冲突法领域法律适用圭臬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字面上看由“法律关系”和“本座”两要素构成,隐含的还有一个关键的背景要素——“法律共同体”,三者共同构成“法律关系本座说”的完整意蕴。“法律关系”由萨维尼在《现代罗马法体系》中系统论述,是构成其民法理论的基础概念,对这一概念生成流变的把握自然是理解法律关系本座说的前提和关键。“本座”看似客观的比喻,究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条件下,当事人自由意志的映射。“法律共同体”则为萨维尼提出法律关系本座说理论提供了建构的宏观视域,对其不能仅停留在价值判断,而应追溯其背后的现实逻辑。对“法律关系”“本座”“法律共同体”三要素的解构共同构成对“法律关系本座说”发生学的探源。

从法律关系本座说到最密切联系原则所体现的国际私法的价值转换

在国际私法的冲突法适用上，萨维尼创始的“法律关系本座说”自诞生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与追捧，也影响着国际私法的立法趋势、法律适用和价值观念。但是，在“最密切联系原则”出现以后，两种观点发生激烈碰撞，关于两种观点的关系的争论也不曾停止，这也体现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国际私法中法律适用发生变化，也即国际私法的价值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文章就是研究，法律关系本座说和密切联系原则的概念和关系，以及从二者的发展过程分析国际私法的价值转变。

涉外法律适用的冲突正义——以法律关系本座说为中心

将冲突正义的内涵设定为判决一致,不仅存在着实践中的困难,而且其作为外在工具性价值难以为双边冲突规范体系提供充分的正当性基础。将冲突正义理解为适用空间上最好的法律,也难以避免进一步的质疑。因此宜回溯到法律关系本座说,在萨维尼的私法体系、历史法学以及康德道义论伦理观等编织而成的整体脉络中探究冲突正义的内涵。对人的平等对待和自由意志的尊重构成了萨氏涉外法律适用的价值基础。自由和平等价值依赖于以罗马法和基督教为支柱的国际法律共同体的预设。伴随欧洲民族国家法典化进程和基督教的式微,冲突正义也面临着挑战。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社会行动的复杂性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主体行为的偶然性,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合作体系。国家无法在所有的涉外民事关系领域主动地发挥参与和塑造功能,难以全面构建实质性公正标准并依其型塑主体的行为方式。秉持平等和自由价值,通过发现当事人自愿遵循或者经过商谈后合意确立的规范体系,可以实现当事人"期望的期望"的契合和相互调适。

特征性履行说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辨证

特征性履行说离不开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指导和补充,最密切联系原则也需要特征性履行说约束法官在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最密切联系说是原则,特征性履行说是规则,特征性履行说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特例,适用范围有限。在特征性履行说的立法、司法实践中,也要在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导下确定合同的特征性履行行为,在特征性履行说不适用的场合,要让法官径行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寻找准据法。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指导下,特征性履行场所应该是特征性履行方的惯常居所地或主营业地,而不能是特征性履行方的国籍国。

制裁法对合同法律适用的影响及其应对--一个不同于传统的解释维度

为了免受制裁,企业往往会约定遵守制裁法,以满足合规要求。在后续的争议解决环节,裁判者务实地处理制裁法的法律适用问题,能够为交易安全注入确定性。然而,根据传统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国际私法属于民法的延伸,外国公法无法引入该领域,这意味着企业仍需面对“遵守制裁—违约风险”和“违反制裁—制裁风险”的两难困境。更恰当的做法是从冲突法革命后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出发,对国际私法的公法化或社会化现象作合理解释。通过“政府利益分析说”重构国际私法,中国的公法规范也可进行域外适用,其中的反制裁法甚至能在域外产生阻断制裁法实施的效力。

法律选择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探析——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为视角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明确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选择原则的地位,但对于该原则的具体功能学界仍有争议。本文结合该法中关于最密切联系的规定,通过追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渊源,着重研究该原则在法律选择中的地位和功能。本文在承认该原则在解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选择中的重要性的同时将其定位为一项补充性原则而非基本原则,同时指出在法官适用该原则时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应该对其自由裁量权有所限制,希望能对该原则的司法适用提供帮助。

确定准据法的理论评析

确定准据法 ,是冲突规范的基本功能和根本目标。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主要就是确定准据法的理论 ,而确定准据法的理论则是传统国际私法存在的精神基础。从“法则区别说”到“法律关系本座说”再到“最密切联系说”等 ,既标志着国际私法的历史进程 ,也反映着人们探寻确定准据法的原则、规则和方法的思索轨迹。这些理论的宗旨是解释和调和适用外国法与内国国家主权 (或属地优越权 )之间的矛盾。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萨维尼冲突法革命发生学之究竟

冲突法从古典向近代发生转折得以可能,必须归功于萨维尼。他提出的法律关系本座说不仅终结了法则区别说,而且直至当代仍然是袖范天下的主宰尺度。探讨法则区别说转向法律关系本座说如何可能,也就是究竟萨维尼冲突法革命发生学之因由。非典型冲突法学者的边缘身位、罗马法熏陶锤炼出来的优雅节制、对先人学术储备的兼容并蓄,以及对法律关系分门别类的格致功夫,共同为萨维尼奠定了风云际合的历史机缘。对这份机缘的了却证成了萨维尼光辉灿烂的冲突法革命。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理论渊源探讨

法律选择理论是冲突法中的核心理论问题,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在法律选择理论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已被各国普遍接受的法律选择理论,有着非常深厚的理论渊源。本文从法理学角度探讨了作为传统法律选择理论与现代法律选择理论结合产物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理论渊源问题,揭示了其产生的深层根源,并阐明了其基本含义。

美国冲突法革命的革命性理解——别于萨维尼,还是依然萨维尼

Babcock v.Jackson案(下称巴案)是美国冲突法革命的标志,各冲突法革命学说透过巴案确证到的是自我的进步和萨维尼的失败。巴案的革命意义在于,它为各革命学说提供了别于萨维尼的最佳证据,但其革命意义需要得到革命性的理解。巴案证伪的只是萨维尼体系的应用条件、运用方式、理解向度和技术构造等具体的时代表达,但它并没有证伪作为范式的萨维尼体系本身。美国冲突法革命的成功立足于以非典型的巴案作为典型。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依然萨维尼而不是别于萨维尼的时代。巴案也辩证地宣明了美国冲突法革命只不过是少年的美国冲突法学说在成长过程中的烦恼。

法律选择理论演进的法哲学渊源探讨

法律选择理论从14世纪法则区别说产生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传统法律选择理论阶段、近现代法律选择理论阶段和当代法律选择理论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法律选择理论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哲学理论关系密切。本文以法律选择理论发展演进的历史为线索,探讨法律选择理论与法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

特征性履行理论与最密切联系原则关系之再梳理--兼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

最密切联系原则和特征性履行理论都可溯源到法律关系本座说,但两者的发展道路却有所不同,随着两大法系的融合,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灵活性和特征性履行理论的确定性相结合才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缺失时合同法律适用的较佳选择,这种结合要么以特征性履行体现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具体化,要么让最密切联系原则发挥对特征性履行理论的矫正功能。而我国《适用法》第4丨条的规定悖离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和特征性履行理论之间的常态辩证关系,实乃一大缺憾。

浅谈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种选择原则,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冲突法革命 中形成的,目前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被世界各国所关注,进一步分析其发展,总结其经 验,对于实现其在我国国际私法中的更广泛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连接点发展趋势浅析——以“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为例

连接点,又称连结因素,它是冲突规范借以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应当适用什么法律的根据,它把冲突规范中"范围"所指的法律关系与一定地域的法律联系起来的纽带或媒介,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连接因素的选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一国内部和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在连接点的选择上,"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得到适用,传统的连接因素呈现了由僵硬向"软化"的转变趋势。

试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发展与完善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冲突法革命中逐渐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学说。当今,最密切联系原则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一原则,一些国际条约也深受其影响。

现代冲突规则的生成、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建构在德国学者萨维尼“法律关系本座说”与英国学者戴西“既得权说”基础之上的传统冲突规范,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遭到学者的批判,在历经半个世纪的洗礼和锤炼后,发生了蜕变,形成了新型的现代冲突规则。现代冲突规则本身涵盖了稳定性与灵活性、判决的一致性和个案公正性、法律适用中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等多元价值理念,对中国现行冲突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试论最密切联系原则对传统国际私法的影响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在选择某一法律关系的准据法时,要综合分析与该法律有关的各种因素,确定一个地方(国家)与案件的事实和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就以该地方(或国家)的法律为法律关系的准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