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时间辩证法:资本逻辑的时间叙事及其解放

《资本论》的时间概念与资本批判紧密相连。马克思在该书中分析指出,时间在资本的作用下呈现出具体和抽象的二重性质。具体时间与个体的社会劳动结合在一起,抽象时间则表现为价值的独立运动。资本周转与时间转化交织浸润,资本逻辑的建构体现为从具体转化为抽象的时间规范。作为一种将时间抽象化的强制力量,资本将个体的生命时间统摄于它的结构之内,这导致劳动者无可规避地处于被奴役和支配的异化状态。除了建构时间的抽象统治结构,资本主义还造就了一种瓦解资本逻辑的历史动力——从抽象还原到具体的自由时间。资本增殖的空间来源于劳动者被压缩的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只有对资本的批判“代表一个阶级”,劳动者才能真正推翻时间的抽象统治。要完全超越资本,必须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解放自由时间。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时间才能从异化劳动的空间转化为自由发展的空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分析,不仅解开了“资本之谜”,也解开了“时间之谜”和“自由之谜”,在揭示资本逻辑限度的同时,为当代社会主义世界中人的自由解放指明了方向。

《资本论》的社会建设逻辑探赜

《资本论》的伟大绝不仅仅在于其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更在于它蕴含了未来的社会建设逻辑。如果说《资本论》既属于一部哲学著作又属于一部经济学著作,那是因为《资本论》既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又阐明了资本主义如何灭亡。《资本论》的这一写作特性表明,《资本论》还应该属于社会哲学著作的范畴。因为《资本论》所阐释的不仅是一种具有批判性质的学说,而且还是一种蕴含着以建构社会良性运行机制为己任的学说,即《资本论》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不是最终目标,构筑共产主义体制才是它的终极追求。按照社会哲学的学科原则理解,《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批判不只是包含抽象性质的宏大叙事式的社会批判,而且还包含有社会实践中存在着有比资本主义体制更为合理的社会形式的思想意蕴,而表征这一思想意蕴的社会哲学理论的基本原则,就应该被称为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

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基于《资本论》主线视角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使“中国式现代化”由政策话语正式升级为具有丰富内涵的学术范畴,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选择。《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剩余价值”作为《资本论》的主线,在范围、结构、属性和目的四个维度分别呈现出线索性、枢纽性、宣示性和导引性的理论特质。文章以此为参照系考察发现:“中国式现代化”在范围上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能够明晰历史线索、聚焦研究对象和主题;在结构上作为中心范畴,以其蕴含的综合性内涵和逻辑性思维特征将经济运行各个方面的理论成果联结成为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在属性上凸显出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科的价值立场和制度背景;在目的上作为揭开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题眼,有助于推进学说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能够充分发挥学科主线的作用与意义,新时代的理论研究应沿着这一主脉络不断丰富和拓展。

《21世纪资本论》中的教育与社会平等关系问题探讨

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认为,资本的回报率高于经济的增长率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教育对于降低收入不平等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并非充分条件。教育促进收入平等需要有市场开放、经费充足和政府高效等外部条件。提升教育质量,重视职业培训,具备良好的教育政策,扩大教育民主,实现教育平等是教育促进收入平等的内在要求。皮凯蒂认为当前英美等发达国家教育并未很好地起到促进社会平等的作用。而批评者们认为皮凯蒂对社会不平等的分析过于简单,忽视教育商品化,存在以偏概全的方法论缺陷等。皮凯蒂观点的启示在于,教育不仅是经济不平等的承受者,也是不平等的改变者;教育不是技能不匹配的唯一根源;要重视教育改变社会不平等的内外制度建设;正确应对技术发展的两面性;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体系。

《资本论》中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分析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现实存在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有一定的思想文化根源作为基础。《资本论》中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科学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人自由的发展,从而使人全面发展;人与人和自然在发展上的和谐统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思想,对当今世界以及当代中国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新时代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促进社会的稳步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使我国向社会主义强国迈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民本之解蔽:先秦民本观的构型及调适

先秦民本观不宜宽泛地以“民本”统称,而是具体分为四种构型。以“民惟邦本”为代表的民本论呈现出功能主义的话语效用,为诸子所共享,但存在“民本悖论”这一有待突破的理论困境。孟子主张的“民贵君轻”可称为民贵论,具有一定的思辨性特征,但其极限版本“汤武革命”成本过高,不宜作为常态化的实践方案。民意论和民约论分别可从儒家和墨家思想中建构出来。儒家民意论是不同于官方民本论的一种理想化的理论形态,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性延伸。墨家民约论对儒家民意论具有调和作用,可以丰富后者的实践面向。此四种构型各有侧重,层层递进且互有补充,共同呈现了先秦诸子对人民地位的整体态度,并在后世得以发展完善,对当代中国及世界都具有较为深刻的历史镜鉴意义。

马克思对资本剥夺性的透视与批判——基于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两度分离的考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现了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以及之后的管理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并透视了资本在此过程中的剥夺性本质。随着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两度分离,脱离现实的再生产过程的资本在非生产领域依靠虚拟资本投机以及吞并其他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而延续着其剥夺性,其历史局限性进一步暴露,进而也离其自身的消亡越来越近,这为劳动者对资本进行“积极的扬弃”提供了条件。《资本论》所蕴含的对资本剥夺性的透视可以有效证伪当代西方话语将资本视为具有特殊“贡献”的永恒神秘“物”的拜物教思想,揭示资本作为剥夺性关系的实质与界限,这有助于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探索资本作为“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的关系性功能。

《资本论》内蕴的生命伦理批判

从关涉生命境况、生命目的与生命价值的生命伦理之维解读《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厘清这一线索,从逻辑起点与生成条件出发,探析《资本论》内蕴的生命伦理批判,通过对实然的批判与应然的揭示,可概述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导致的“两极性”是造成无产阶级生存困境的直接原因;工人之于资本家只是其畸形短命的“生命资本”、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以及驯顺的“人身材料”;生命生存质量决定生命伦理样态,对生命本体的尊重与肯定是生命伦理得以张扬的逻辑前提;拜物教是对生命伦理的物化与消解;无产阶级革命是生命伦理得以有效保障的根本途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生命伦理的最高旨归。

生产劳动与仪式劳动:数字时代政治经济学与生命政治学辩证法

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的分析,需要回溯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生产劳动的讨论。在马克思阅读了舒尔茨、尤尔和拜比吉的作品之后,他提出不是所有个体的劳动都属于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和交换中形成的抽象化劳动,是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的中性化结合。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观察到马克思将个体劳动抽象化为生产劳动的过程,但福柯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的“人力资本”观念将这种抽象化的生产劳动再次具体化为人力资本的经营,这实际上是一种伪个体化的镜像。而阿甘本用荣耀的仪式劳动补充了福柯关于人力资本的生命政治治理理论中的缺失环节,他认为仪式劳动是使生产劳动成为可能的前提。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下,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劳动和生命政治学的仪式劳动的辩证法。若要打破数字资本主义的桎梏,我们就需要消解由仪式劳动所构建的资本主义生命政治治理的镜像。

中国心学的多重意蕴

中国心学具有多重意蕴:一是广义的心学,凡重视心,对心及心与诸范畴的关系展开系统论述的即是广义之心学,包括儒家心性之学等;二是佛教、道教心学,其以心本论为特征,并对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三是心本论心学,指以心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的心学,这是比较典型的心学,以陆王心学等为代表,当然也包括了佛教、道教心学。多重意蕴之心学,包括儒佛道三教融合与互动,促进了中国心学的演变发展,体现了中国哲学重视哲学思辨和主体意识,注重道德理性,突出主体思维,强调内省修养,培养理想人格等基本特征,是合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人性论和修养论为一体的思辨性哲学体系。

思想史、问题域与当代性——《资本论》政治哲学阐释的三条路径

《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不仅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从政治哲学角度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既需要在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谱系中界定《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义,也需要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理论自觉中解读《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特质,更需要立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建构的理论语境,激活《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思想史、问题域和当代性分别在“纵向”“横向”和“坐标系”的意义上,构成推进《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当代阐释的三条路径。

方法论视域中的“抽象上升到具体”新阐释

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说明自己所使用的方法是“辩证法”,那么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辩证法的具体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在矛盾的科学考察,从而使得这一方法成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而面对“抽象上升到具体”究竟属于研究方法还是属于叙述方法的问题,则应当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辩证统一的意义上予以理解,由此才能揭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完整的方法论性质。

《资本论》之诠释学考察:从马克思与莎士比亚的互文谈起

在文学研究中,批评家们阐释马克思著作和莎士比亚作品互文的工作已经进行了150多年。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引用莎士比亚经典的现象,仍然是一个被持续探讨的议题。通过悖论以及反转两个维度对《资本论》和莎士比亚戏剧进行哲学诠释重构,读者得以窥见莎士比亚经典所蕴藏的时代精神内涵之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研习化用绝不只是出于丰富表达、美化文风的单纯修辞学考虑,更重要的是,《资本论》与莎士比亚的视域融合内在地促进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与理论建构,使文学彰显出来的真理性拓展到经济哲学的维度。

走向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资本论》对生态非正义的批判与方法论启示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一直内蕴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中。《资本论》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生活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破坏,批判了资本逻辑下的代内与代际不能公正平等地享有生态权益与承担生态治理义务的现实。挖掘《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和思想智慧,可以为面向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正义的生态治理秩序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启迪。《资本论》对走向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法论启示在于,以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为底层逻辑深化对生态正义的理论认识,明确生态正义的价值目标在于使人在享有生态权责一致的正义中实现自由全面发展,通过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拓展生态正义的实践建构,推进走向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接续发展,助力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

《资本论》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旨在探寻“解放何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就不仅仅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内含着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资本论》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内容、理路、任务三个方面:就内容而言,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关于时代的理想性图景,马克思批判了这一图景,通过《资本论》的“对象”,在思维中再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就理路而言,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马克思批判了这种理路的抽象性和非历史性,主张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就任务而言,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提出确立资本主义永恒性的时代任务,《资本论》提出的则是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历史任务。

《资本论》潜在界分的内在性、外在性劳动及其内蕴劳动一般机理

《资本论》及其手稿基于人的类本质要求,把劳动潜在界分为内在性劳动、外在性劳动环节。前者即劳动者在精神中,为改造劳动对象供给根据与精神动力保障的劳动;后者即基于前者生产预期产品的劳动。二者纵向贯通并相互构成,显现为自由属性与必然属性两个层次。完整和持续演进的劳动展现为四个递进性阶段:以生产改造劳动对象所依赖的精神保障为主题的第一阶段,显现为三个递进性层次构成的内在性劳动主导型劳动形态;以改造劳动对象为主题的第二阶段,显现为两个递进性层次构成的外在性劳动主导型劳动形态;以物化劳动为主题的第三阶段,显现为无地位差别的内在性、外在性劳动凝聚成的物化性劳动形态,这三阶段递进性展开,构成一个劳动周期;以上下劳动周期继承创新为主题的第四阶段,显现为跨周期性内在—外在融合性劳动形态。上述四阶段递进性展开,共同构成内、外在性劳动内蕴的劳动一般机理。内、外在性劳动范畴及其内蕴劳动一般机理的出场,启动了唯物史观双重转向进程,深化了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的认识,超越了传统脑体分工理论,促成了劳动理论传统资源创造性整合。

生产方式的展开与人的自由解放——重新理解唯物史观的历史性生成与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创造历史的考察,是聚焦于社会生产方式展开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四重关系——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关系、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引发的新的需要的关系、生命的生产即繁殖关系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唯物史观的历史性生成即是建立在以上四重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还深刻阐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共同体阶段——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到真正的共同体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会最终消灭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论《资本论》的科学现象结构

以资本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是《资本论》科学现象学的基础本体论。《资本论》从以资本为基础的物质生产理解科学,阐述和呈现出一幅系统的本体论的由科学的现象结构构成的科学图景。《资本论》的“科学的应用—科学”的现象结构,普遍适用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揭示了“科学的应用”对于科学具有的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资本论》的“技术—科学”的现象结构,是“科学的应用—科学”现象结构在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具体化,它从自动化机器体系是劳动资料最完善的形式这一基本发现出发,揭示了现代科学对知识的制造是由以资本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决定的技术筹划的本体论特征;将《资本论》揭示的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的根本性的统摄作为出发点,“技术—科学”的现象结构就演变为“资本—技术—科学”共生体。“资本—技术—科学”共生体是《资本论》揭示的现代科学最成熟、内容最丰富的基本存在形式。

国家治理问题的经济分析基础探析——基于《资本论》第一卷的考察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国家治理问题不能仅仅就其本身来谈,而是要建立在一定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有关国家问题的论述为此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资本论》第一卷指出,国家作为相对自主的强制力介入经济过程,并受到统治阶级利益和特定经济规律的制约。因此,国家治理在不同社会制度面前不是中性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国家选择制度的倾向、构建制度的客观依据和执行制度的能力。我国国家治理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以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为遵循。这种对经济基础决定性作用的重申和强调,正是对国家治理问题的经济分析基础进行探索的意义所在。

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

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大基本理论武器,承载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具有一般性、特殊性和历史暂时性。通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不仅回答了“什么是财富”,尤其解决了“货币到底是不是财富”这一问题,揭示了在一般的生产方式下财富的两种存在形式,而且指明了两种财富之间存在着可能的矛盾。同时,劳动价值论承载着资本周而复始运行的任务,它揭示了在资本的特殊生产方式下特殊资本财富的两重属性,资本两重属性之间的矛盾必然转化为现实的矛盾使资本走向过剩。最终,当价值消亡,人类从维持生存发展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更高级的活动时,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会随着资本生产力和资本关系的终结而完成,而这更加印证了资本生产方式只是历史的、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