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例临床药师参与术后血流感染患者的药物治疗实践

血流感染(blood stream infections,BSI)是重症监护病房中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主要是由病原微生物侵入人体血液循环引起[1]。它是一种严重的全身感染性疾病,对人体器官造成损伤,导致住院时间延长,住院成本增高,严重感染时可导致患者休克、多脏器衰竭,甚至死亡。临床表现主要为骤发的寒战、高热、心动过速、呼吸急促、皮疹、肝脾肿大以及神志改变等一系列严重症状。血流感染在骨科术后是常见并发症之一。骨科手术由于多涉及开放性创口、病情复杂严重,且术后需长期卧床、局部血液循环不畅等因素,极易发生术后感染,而病原菌一旦入血,可引发血流感染[2-4]。目前研究发现,随着骨科侵袭性诊疗手段的广泛应用,骨科术后BSI的发生率逐年增加,且病原菌组成不断变化,耐药率也不断增加,给临床治疗带来极大的挑战,合理的抗感染治疗方案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总结骨科术后BSI患者治疗过程中抗感染药物选择、疗程制定等方面的经验,进一步探讨临床药师参与治疗方案设计,并提供专业药学服务,保证患者用药安全的意义。

骨科术后血流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

分析骨科术后合并血流感染(bloodstreaminfections,BSI)病患的临床特征及病原菌耐药情况,对BSI出现危险因素进行明确,由此给临床诊疗带来相应的借鉴。方法:共选取6348名病患当成研究样本,选取时间段为2018年2月-2021年2月。整理病患资料,借助单因素还有logistic回归展开研究,探讨BSI危险因素,由此得到所选取病患BSI出现的情况,还有出现BSI继发感染的位置。结果:在6348名样本病患里,共有106名出现BSI,整体发生率达到了1.67%;而在继发感染方面,则是为71名。在术后,BSI病患出现的病死率达到了1.89%,这和非术后进行对比的话,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论:就骨科病患术后BSI而言,通常为多因素造成,因此在临床方面必须借助相关的预防性对策展开预防作业,且强化围术期风险评估工作。

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孙氏手术患者术后血流感染的影响因素及术前PCT、IL-6、D-D的预测价值研究

目的:分析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AD)孙氏手术患者术后血流感染(BSI)的影响因素,并探讨术前血清降钙素原(PCT)、白细胞介素-6(IL-6)、D-二聚体(D-D)对术后发生BSI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1月~2022年1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236例接受孙氏手术的Stanford A型AD患者,根据术后是否BSI分为BSI组和非BSI组。收集患者基础资料和实验室指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Stanford A型AD孙氏手术患者术后发生BSI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PCT、IL-6、D-D水平对Stanford A型AD孙氏手术患者术后发生BSI的预测价值。结果:BSI组年龄≥60岁、糖尿病史、机械通气、气管切开、人工瓣膜植入比例和术后24 h引流量、血清C反应蛋白、PCT、IL-6、D-D水平高于非BSI组,手术时间、心包纵隔管保留时间长于非BSI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岁、糖尿病史、机械通气、气管切开、术后24 h引流量上升,血清PCT、IL-6、D-D水平上升为Stanford A型AD孙氏手术患者术后发生BSI的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PCT、IL-6、D-D三项联合预测的Stanford A型AD孙氏手术患者术后发生BSI的曲线下面积大于单独预测。结论:年龄、糖尿病史、机械通气、气管切开、术后24 h引流量、血清PCT、IL-6、D-D水平是Stanford A型AD孙氏手术患者术后发生BSI的影响因素,术前血清PCT、IL-6、D-D水平可作为Stanford A型AD孙氏手术患者术后发生BSI的辅助预测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