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本的《大学私存》与中晚明的“朱、王之争”

不同于阳明其他弟子主要以讲学形式介入“朱、王之争”,有“王门的经学者”之称的季本则从“朱、王之争”的肯綮《大学》入手,倾力撰写《大学私存》,从文本和义理两个层面展开深入辨析。在《大学》文本上,季本在双谴双取朱子、阳明的基础上,构建颇有特色的“季氏改本《大学》”;在《大学》义理上,他大体沿袭阳明的思想主张,而与朱子相差甚远,开显出“立足经学、宗本阳明、兼摄朱子”的解决“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他的方案一方面折射出阳明心学内部绝非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皆是陵夷经典式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早期的“朱、王之争”中,朱子学始终是“在场的”,以参照物的形式影响着阳明学的演进。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早期“朱、王之争”的学术样态,也有益于理解经典诠释与学术思潮之间的双向互动。

胡渭的《大学翼真》与明清之际的“朱、王之争”

《大学》是明清之际“朱、王之争”的典据所在。与阎若璩并称为“清初经师”且为清初启蒙期代表人物的胡渭,承袭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共法,通过撰写九万余字的《大学翼真》来积极回应这一全国性的学术思潮。他首先致力于“正经”,以“折中今本,否定古本”的形式重定《大学》文本,打造“胡渭改本《大学》”。而后进行“释经”,以“尊朱辟王”的形式对《大学》的义理骨架“三纲领”以及“八条目”的核心“格物”给予发明和推阐,显豁出“注重训诂”“广引诸家”和“汉宋兼采”的学术特质,从而衍生出丰富的学术史意义:一是以取证于经书的形式将“朱、王之争”从义理的战场延展至考据的战场;二是助推明清之际“尊朱辟王”思潮壮大,成为朱子学再度官学化的重要推手。

从吕留良的《大学》诠释看清初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是清初的全国性学术议题。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大学》切入此议题便成为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津梁。清初朱子学大师吕留良沿袭这一公认的学术途辙,围绕辐辏于《大学》的核心议题如《大学》的版本和主旨、“三纲领”内涵及关系以及“八条目”中的“格物”等展开细致入微的辨析,显豁出“尊朱辟王”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取向赖其卓绝而醇正的朱子学学者的地位,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后阳明学时代拔擢朱子学地位,加速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二是助推“尊朱辟王”学术思潮的高涨,成为上承张履祥下启陆陇其的关键环节。从吕留良这一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可见“尊朱辟王”是清初解决“朱、王之争”的主流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复兴并再度上升至官方哲学有先导之功,映照出《大学》诠释与学术思潮、学风递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顾宪成的《大学》诠释与晚明的“朱、王之争”

顾宪成不仅是晚明全国性学术思潮“朱、王之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明清之际学风递变的重要推动者。他会通中晚明学者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撰写系列《大学》注本来寄寓关切。他否定朱子、阳明所注的《大学》文本,以古本《大学》为底本,重新调整经传次序,形成颇具特色的“顾氏改本”——《大学重定》。尔后,他以当批则批、当赞则赞的态度对朱子、阳明的《大学》诠释展开详细辩难,形成双谴双取的学术取向,开显出“援朱救王”的消弭“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而这一方案赖其在晚明学术史上的股肱地位,衍生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复振朱子学,助推“由王返朱”思潮的形成,为朱子学在清初再度成为官方哲学导夫先路;二是以朱子学纠偏阳明学,推动阳明学向笃实敦行转进,为“新王学”的建构打开致思的方向和进路。

从高攀龙的《大学》诠释看其对“朱、王之争”的回应

在《大学》成为“朱、王之争”风暴眼的境遇下,由《大学》而入回应“朱、王之争”已然成为中晚明以来学者共享的学术途辙。作为晚明东林学派的集大成者,高攀龙同样借助对《大学》的诠释介入晚明的全国性学术议题“朱、王之争”,以“尊奉崔铣改本《大学》”“辩难阳明”以及“推阐朱子”的学术取向,开辟出根柢朱子、批判吸收阳明的回应模式。这一模式深刻影响了明清之际的学术走向和学风递变,表征出晚明“朱、王之争”的学术态势渐趋由阳明学独盛向朱子学日兴转进,从而为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起到先导之功。

王阳明对朱子《大学》诠释的辩难及其学术史意义

阳明依循朱子借由《大学》建构“即物穷理”哲学体系的进路,致意于《大学》的新诠,从文本和义理两面对朱子的《大学》诠释展开全方位的辩难。在文本方面,阳明力倡古本《大学》,驳斥朱子改本《大学》,构成《大学》文本双峰对峙的格局。在义理方面,阳明从教养兼具的政治哲学立场否定朱子的“新民”说,奉行“亲民”说;进而以体用模式而非朱子的本末模式来重新界定“三纲领”的关系;在“八条目”以何为首、为纲上,阳明则先推崇“诚意”,后主张“致知”,反对朱子以“格物”为《大学》第一义工夫的主张。阳明对朱子《大学》的批判性诠释,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是纠补朱子学的流弊;二是耸动朱子学的地位;三是推动《大学》研究的高涨。要之,阳明借由《大学》对朱子展开批判性诠释所形成的学术思潮“朱、王之争”,成为中晚明以来学术史上的一条主线,范导着学术的走向和士人的抉择,也为今人细化和具化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具体而鲜活的个案。

从管志道《大学》诠释看晚明“朱王之争”

作为晚明阳明后学的中流砥柱,管志道依循学界共识即由《大学》介入和“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注解《大学》,先后完成《重订古本大学章句合释文》《古本大学辨义》和《石经大学测义》,以著述宏富、体例多样显立于晚明之际。在《大学》文本上,管志道既否定朱子的《大学章句》,亦不遵从阳明推崇的古本《大学》,而是声援和更补石经《大学》,形成特色鲜明的“管氏改本”。在《大学》义理上,管志道辩难朱子和阳明,重申《大学》主旨在于述“帝王之事”而非“士庶之学”,围绕《大学》的义理骨架“三纲八目”,形成“双谴双取朱王”的学术立场。从管志道由经典诠释来回应时代思潮来看,“朱王之争”在晚明已然与经典诠释形成相互影响的关系,尤其是其主导的“双谴双取”的学术方案自成一家,成为解决“朱王之争”的一条相对客观、可行的路径,为我们构筑晚明“朱王之争”的理论图景,乃至管窥晚明的学术格局提供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案。

既异程朱,亦背陆王——陈确对《大学》的批判性诠释及其意义

陈确的《大学辨》是《大学》诠释史上一个颇为典型和另类的文本。原因在于其全盘否定《大学》为圣经贤传,主张将《大学》由四书返归《礼记》,尤其是呈现出“既异程朱,亦背陆王”的独证独创、自成一家的诠释特质,故而在思想史上具有丰富而多元的学术意义:一是辨伪文本,遥启清代中期的考据学;二是回归原始儒学,呼应和助推清初“崇实黜虚”思潮的形成和壮大;三是消解学术权威,开辟出解决全国性议题“朱、王之争”的新方案,拓展《大学》诠释维度,成为我们考察和管窥明清之际学术衍化和走向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