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女性主义的书写与后世俗思考

朱天文的女性主义话语本质上生成于叛逃世俗的欲望,与对现代性的批判紧密关联。她的女性主义写作呈现出世俗性与神性的双重维度,尤其以女性的世俗精神对抗理性霸权的父姓社会,昭示着她敏感捕捉到了后世俗社会的出现。同时,强调后世俗社会中神性的隐现,正是朱天文想象救赎的一种方式,是她激进女性主义思考的结果。作为“被压抑物的回归”,后世俗女性主义是朱天文写作的必然终点,对世俗与神性的关注潜伏于她写作的始终,并成像和表征为四个阶段的不同写作议题,使得她的写作在整体上呈现出贯连性与革命性。

超越创伤:对朱天文《荒人手记》的精神分析式解读

传统对《荒人手记》的评论大多从身份政治的角度入手,而本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将朱天文这部表面的私语式小说读作后现代社会症状的普遍寓言,本文借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创伤与哀悼、象征界崩解和实在界入侵三个角度,对《荒人手记》的文本进行症状式阅读,论述小说是如何将私人写作同对宏大命题的公共性关注巧妙结合起来的,由此揭开小说另一维度的丰富意义。本文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从弗洛伊德的创伤和哀悼理论切入,将手记的书写过程本身读作对个体和社会层面双重失落和幻灭的心理疗愈过程;第二,从拉康的“三界”理论出发,指认这种书写形式的治疗在形式层面上的失败,恰恰反射出象征界的崩溃和解体的状况;最后,恰恰在沉溺死亡驱力的“越界”体验中,才能直面匮乏,重获救赎。

论朱天文小说的感官书写——以《世纪末的华丽》和《荒人手记》为例

朱天文的中期小说《世纪末的华丽》和《荒人手记》中存在着大量的感官意象,《世纪末的华丽》发出了“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的宣告,《荒人手记》带给人以神迷目眩的视觉冲击。细读朱天文小说中的感官书写,颜色和气味的背后既潜藏着早年胡兰成在文化审美方面的影响,亦表现出朱天文以女性这一边缘者造型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城市、建筑、时装等构成的都市风景线与情人、同性恋者等反复无常的男女感情都在朱天文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甚至发展为“恋物癖”或“拜物教”式的存在,由此建构起小说的唯美倾向与阴性气质。

论朱天文创作中的阴性书写方式

本文首先从“台湾悲情三部曲”(《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入手,剖析了其编剧——台湾作家朱天文在历史题材电影剧本创作过程中的阴性视角,继而指出朱天文所以采取这种历史叙述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的阴性书写意识。阴性书写意识的生成一方面是朱天文早期受到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更与当下社会生活中理想丧失、意志瓦解、商品繁复、物质鼎盛休戚相关。文章从感官书写和细节书写两个层面入手,以《世纪末的华丽》和《荒人手记》为主要分析范本,呈现朱天文创作中阴性书写方式的主要特征。

《荒人手记》与朱天文的警世寓言

朱天文是台湾最具指标性意义的作家之一,同时在大陆的文化场域也有着不小的影响。本论文拟通过对朱天文长篇小说《荒人手记》的研读,一探朱天文的文字技艺、现代感性以及她的美学意识形态,从而推动中国大陆对这位华语文坛最优秀作家之一的研究。

论台湾女性小说的生态伦理关怀——以朱天文为例

生态伦理一般是指人类处理自身及其周围的动植物、自然和生活环境等生态关系问题的系列道德规范，是人类在进行自然生态的活动中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在台湾，上世纪70年代引起的公害事件唤醒了民众的环保意识，80年代自然环境的破坏促使了作家反思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的关系问题，90年代的本土化运动和原住民运动，使作家进一步关注自然，关怀生命，反思制度和文明。

论朱天文小说中被边缘化的女性

台湾女作家朱天文的小说,大都将笔墨集中在社会变迁中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上,通过描写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来向人们展示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人的内心世界,勾勒出一幅幅被边缘化的台湾女性的命运与生活图画。她以这种特殊的书写姿态表现世纪末的颓废与无奈,对主流文化进行颠覆和解构。

“世纪末”的症候性及其文化政治——重探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和《荒人手记》

朱天文在台北都市空间、在所置身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被不断形塑的过程,以及她的文化敏感与回应需要,成就了她的"末世"书写。本文分析《世纪末的华丽》在朱天文写作中的意义,以及《荒人手记》中的政治与诗学的复杂辩证,揭示其文化政治含义,也指出其写作有"文字乌托邦"的重复衍生的危险。

冷眼旁观人生——论朱天文小说的叙述特色

朱天文的小说注重从边缘的视角来发掘人的内心世界,以对主流的思想意识和约定俗成的强大男权话语进行有力的解构,从而拓宽小说叙事意义的空间。她通过描写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向人们展示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击下的人的内心世界,勾勒出一幅幅走到情感边缘的台湾女性的命运与生活图画。同性恋者的边缘叙述是朱天文小说创作题材上的一大突破。女性的边缘叙述和同性恋者的边缘叙述体现了朱天文小说冷眼旁观人生的叙述特色。

论朱天文小说的叙事策略——以《荒人手记》为例

朱天文的作品颇受大陆读者垂睐。她的写作实践独树一帜,赓延了张爱玲苍凉的人生况味,其作品有独特的笔触和感受,在华文文学界拥趸甚多。文章从一个叙事学角度探赜朱天文小说的叙事策略,主要包括陌生化的叙事视角、碎片式的叙事方式、以暗喻明的隐喻手法三个方面。

物化都市的感觉主义书写——朱天文短篇小说的身体叙事与颓废意识

上世纪90年代以降,台湾的都市文学有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发展,其主题演绎与形式变化愈发缤纷多元,其间,女作家的创作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聚焦台湾当代著名作家朱天文解严后的短篇小说创作,集中探讨她对物化都市的感觉主义的把握方式。

书写何为?——论朱天文《巫言》书写本位意识与美学救赎实践的可能

朱天文在近期力作《巫言》中体现了自觉的主体创作意图。在小说中写作者充分强调书写本身的本体论意义,藉书写构建存在物的纵深、多层次的灵性存在状态。而文章也进一步讨论其创作实践对现代都市景观化生存状态实现美学救赎的可能性。

台湾知识人身份的自我界定——论朱天文《巫言》的智性书写

朱天文的《巫言》延续了以往作品中自觉的"边缘人"意识,并在对"物"的铺陈、叙事中展开"离题"式写作,探索知识与个体存在之间的关系。《巫言》以当代台湾社会为背景,建构了独特的个人经验世界,体现出作者对知识人身份意义的思考与认知。

论朱天文的电影剧作

在进入台湾电影界从事编剧工作的小说家中,朱天文是最突出、最优秀的一个。据她的电影剧作拍摄的影片不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台湾电影界与文学界的联系与合作,催生了一系列文人电影的问世,显示了台湾新电影的成就和特色。

为谁惆怅为谁颦——读朱天文最新长篇《巫言》

朱天文多年未有新作,用她的话讲,内部的东西够了,自然就会写,不够的话,很难吧。1994年勇夺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的《荒人手记》

论台湾著名编剧朱天文小说文本的语言艺术

与一般小说的叙事者不同,台湾著名电影编剧朱天文将传统小说的叙事语言链条拆散成了碎片,按照新的符码重新加以组合,用标点符号缝成了独具特色的语言书写方式。这种“另类”的语言特色,使其作品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也给台湾新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

神圣之书:多主题变奏下的建构与解构——评朱天文的小说《巫言》

2008年,朱天文为文坛奉献出了一部"熬炼七年,终成形魄"的长篇《巫言》,这的确又是一次"写作的奢靡实践",因为这距离她的上一部长篇《荒人手记》已是漫长的十四年,同时,这也是一次阅读的奢靡实践,因为读者面对的将是一个从时间和精力上均不免奢侈的阅读过程。本文试图通过主题和结构两个方面来解读小说文本复杂的精神世界。

赋予生活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论朱天文小说的日常书写

作为一位私淑张爱玲的台湾女作家,朱天文作品中的日常书写被赋予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使得她的小说中洋溢着一股审美气息。本文从对当下生活的感伤、对过去生活的留恋、对生老病死的解脱三个方面来分析其小说的日常书写。

用另类的方式书写无常人生——论朱天文小说的叙事风格

朱天文的小说注重从边缘的视角来发掘人的内心世界,对主流的思想意识和约定俗成的强大男权话语进行有力的解构。在进行小说文本形式与语言创新的同时,拓宽小说叙事意义的空间,她以这种特殊的书写姿态表现世纪末的颓废与无奈。

时空变更中的幻灭——谈朱天文《带我去吧,月光》

《带我去吧,月光》是台湾著名才女朱天文写于1989年的作品,因其内容风格独特而引人瞩目。它以感伤而苍凉的笔触写出了母女两代人感情的幻灭,体现了一种时空变更、天地不仁的残酷世态。同时朱天文由对人物乡愁的浓浓抒写到对探亲的精微再现,也表达了一种对世事人生的崭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