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全书》标点献疑

《朱子全书》卷帙浩繁,点校工作勘称精良。然亦或偶存疏漏,现列出其中可疑处四十则,以就教于方家。

《朱子全书》与《朱熹集》、《全宋诗》、《全宋文》所收朱子佚文十篇辨伪

自明清以来,朱子佚文之搜辑整理,代不乏人,然亦有不少他人诗文被误归为朱子者,而误收误传由来已久。本文就近人整理编辑《朱子全书》、《朱熹集》、《全宋诗》、《全宋文》,指出所误收朱子佚文十篇,其中诗八篇为《夜叹》、《复过盛家洲》(又题《盛家洲》)、《题汪氏快阁》、《竹画诗》、《题陶渊明小像》、《右军宅》、《方池》、《红梅》;文二篇为《论讳》、《四端说》,考辨此皆非朱子之作,以正视听。

奈何唐诗入宋集——《全宋诗》与《朱子全书》误收朱子佚诗五首辨析

本文指出近人编纂的《全宋诗》与《朱子全书》中所收的朱子(1130～1200)五首佚诗《无题》、《绝句三首》、《竹》,都不是朱子的作品,而出自唐人之手,并略论误传误收的经纬及原因。

《朱子全书》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异文校勘商榷

由刘永翔、朱幼文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子全书》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校勘精当,但也存在着误校的现象。文章对部分误校的异文提出商榷,略陈管见。

《朱子全书》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异文校勘商榷(二)

由刘永翔、朱幼文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子全书》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校勘精当,是目前最具权威的本子,影响很大。然而细读之下,发现于文字校勘方面还偶有疏误。文章对其中部分误校的异文提出商榷,略陈管见,以期对该点校本的重新修订有所助益。

被神学化的朱子理气论——麦丽芝英译《御纂朱子全书》研究

1874年,麦丽芝英译《御纂朱子全书》第四十九卷"理气一",并以《儒家天体演化论》为题出版,成为朱子理学首部英文译著。但麦译的错误和臆想成分颇重,长久以来并未受到学界重视,学界对麦译的关注仍多停留在其错译的表层描述。走入错译的背后可知,这实则与其的"文明同源说"主张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拟在分析麦丽芝这一主张的基础上,阐释其如何从"同"出发获取朱子理气论的诠释权,并分析其如何通过正文翻译和副文本撰写等手段,将"理""气"概念、理气关系,再到整个理论体系进行神化和神学化。最终,朱子理气论被塑造成了与基督教义遥相呼应的至神学说。

重塑朱熹——“译名之争”语境下裨治文对《御纂朱子全书》的节译

19世纪中叶,在华新教传教士为解决圣经翻译中的'译名问题'而开始翻译、研究朱熹著作。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49年发表《御纂朱子全书》节译本,依托《中国丛报》的发行产生较大影响,是朱子学英译史上的重要节点。因此,本文以裨译本为中心,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考察,分析其翻译动因、改写方式和结果。本文认为,裨译本因'译名之争'而作;在翻译中,裨治文从自身立场出发,通过预选文本、撰写评注以及文内改写等方式对朱熹学说进行了改写,将朱熹塑造成一个思想落后的唯物论者。

以清同治《新喻县志》校补朱熹作品四则

由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主编的《朱子全书》是朱熹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其校勘体例以对校为主,本校和他校为辅,一般不作理校,因此会出现一些疏误。在清同治十二年所修的《新喻县志》中,收录了几篇朱熹的作品,与《朱子全书》在文字上有不同,因此将影响文意理解的几处异文整理出来,尽可能援引史料以辨是非,没有旁证可引的则存疑以供研究者取舍。同时,还补充了一封《朱子全书》中未收的书信。

朱熹疑伪诗考辨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虽不以诗闻名,但其诗卓然成家,亦颇有可观。今人整理《朱子全书》,于《朱子遗集》辑录朱熹佚诗一卷,良属难能,然而其中也有非朱熹所作而误收他人的作品,对此石立善先生曾指出13首之伪,本文则于此之外,续考辨朱熹疑伪诗《盛家洲》《岁寒堂》《四时读书乐》《寄石斗文》《崇真观》,共计8首。

朱熹对道德结构三个层面的划分

在朱熹哲学中,有许多固定的思维模式,在朱熹的道德学说的结构体系中,所经常运用的,则是体用这一思维模式。什么是体?什么是用?体用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朱熹论述得很详明。他说: “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如耳聪目视,自然如此,是理也;开眼看物,着耳听声,便是用。”(《朱子语类》卷6) “此身是体,动作处便是用。天是体,‘万物资始,处便是用。地是体,‘万物资生’处便是用。”(《朱子语类》卷6)

浅谈“守规矩”

规矩是什么？我们不妨就从故事说起。前些年,学界、商界、出版界很是掀起了一阵曾国藩热,大家对于一个中等天分的普通人如何改变了历史,都很好奇。其实原因并不复杂,曾国藩在改变历史之前,先改变的是自己,秘诀就是守住了规矩。据说,曾国藩晚年在江南视察制造局制造的军舰时,准确地说出了军舰的长度。

课程及其制约因素

中小学课程改革问题,已经提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议事日程。“课程”这个使用了多年的教育术语,其涵义是什么,却变得模糊起来了。其实,这是人们在观念转变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但是,这也说明,究竟什么是课程,制约课程的基本因素有哪些,确实是必须讨论清楚的问题。一、课程概念的内涵“课程”一词,在我国始见于唐宋间。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在《朱子全书·论学》中,多次使用“课程”一词。例如,他说:“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小立课程,大做工夫”等,其中的“

朱熹著述中征引陈师道考据文献辨证

陈师道为北宋诗文名家,其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南宋学者朱熹在其著述征引陈师道所撰写的文献,用来推定关子明《易传》为宋代阮逸所编造的伪书,虽然有出处来源,但是因为他没有细考该书的历代流传而致误。朱熹在撰写《韩集考异》中校勘《送陈秀才彤序》时,亦引用陈师道所传欧阳修校订的韩愈文集,最终定夺该篇衍文。

宋孝宗时期朱子三封事发微

引言'封事'①是朱子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题材之一。朱子(朱熹,1130—1200)于南宋孝宗朝所奏三封事《壬午应诏封事》(1162)、《庚子应诏封事》(1180)以及《戊申封事》(1188)②,内容多是对南宋政治与社会民生问题所提建议,性质虽为政治文献,但也是其理学思想与政治理念相沟通的载体。

以译求同:麦都思对朱子理学中“理”的翻译

"理"是程朱理学的核心概念,兼具世界本原、主宰力量、道德伦理等丰富内涵。由于理学长期被清代官方奉为正统,"理"也成为当时来华传教士研究中国思想的重点。1844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首次节译《御纂朱子全书》,发表于《中国丛报》。该译本不仅是朱子哲学著作英译的开端,更是朱子理学西传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本文从麦译本中对"理"这一关键词的翻译切入,将译本置于"译名之争"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并联系麦都思研究理学的轨迹和自身传教策略,分析他如何通过翻译改写"理",并探究背后原因。

试析朱子经典解释中的儒家立场——以朱子对《大学》的解释为例

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迄于朱子,历时一千七百余年。期间,儒学经历了复杂的继承与流变。特别是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佛学的长期挑战,到唐朝中晚期,士大夫的儒家立场,或者说儒家的身份意识逐渐模糊。钱穆先生指出:'远自东汉至唐代,大门第迭起,实尚保有儒家相传修身治家之风范与规格。自唐中晚之际,大门第相继崩溃,此种规格与风范,渐已不复存在。其时社会上乃只充斥着诗人与佛教信徒。

朱子《家礼》中的女子婚服考释

朱子在《家礼》中对婚礼的程序、所需物品等做了详细的叙述,但婚礼时新妇所着婚服究竟何种式样,仅凭《家礼》中的描述,仍然难以概括。近些年学界对宋代服饰研究不少,如朱瑞熙的《朱熹的服装观》①、徐云龙的《浅谈宋代的服饰特点》②、彭建斌的《宋代服饰形态嬗变的文化生成考》③、王雪莉的《宋代服饰制度》等④,但均未涉及宋代婚礼新妇的服饰。笔者拟根据《朱子家礼》中的记载,传世文献及出土资料,尝试对当时女子婚服的具体形制进行考释。

朱熹《家礼》的理论创新实践

宋代以后儒家士大夫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理想,力图把原来属于士大夫以上阶层专有的'礼'进一步社会化、大众化,使之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从历史的大势来看,宋代在一定程度上是'礼不下庶人'与'礼下庶人'阶段的时间分水岭。宋代理学家在祠堂平台和祭祀礼仪软件建设上已经形成一整套适应一般士庶阶层需要的礼仪制度,使宋代的家庙制度延伸到下层民间,成为全社会共同奉行的祭祀行为模式,强化了民间祭祀祖先的道德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论黄溍的理学思想

关于黄溍的学术渊源,要从南宋的徐侨说起,因为他是徐侨的再传弟子。而关于徐侨的学术师承,却在《宋元学案》一书内部,存有一定的分歧。黄宗羲曾将徐侨一度纳入到吕祖谦学派之中,这是因为徐侨曾经师从叶邽之故。王梓材基本同意黄宗羲的看法,仍然目徐侨为吕祖谦一系,认为其于朱学只是兼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