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朱子四书学诠释纷争及学术版图之重思——以史伯璿《四书管窥》对饶鲁的批评为中心

饶鲁以其“多不同于朱子”的四书思想对宋元以来的四书学诠释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朱子学者在对饶鲁的评价上产生了明显分歧,以陈栎为代表的新安学派颇为采信其异于朱子之解,赞其说“大有发明”;以史伯璿为代表的学者则责其说“不同于朱子者十居其九”,适见其“不肯为朱子下”而“务立异以为高”的心态,斥其“诬朱子以欺世”。故史伯璿穷三十年之力而成《四书管窥》,集矢于饶鲁异于朱子之说,旁及祖述饶说的北山学、新安学等,以达到肃清流毒,维护朱学权威的目的。宋元朱子学者对饶鲁的不同看法,实质上体现了朱子后学对朱子所持有的“忠臣”“佞臣”“谗贼”之门户观念。饶鲁以朱学再传身份对朱子发出的异议之声,远及《四书大全》学、船山学等。因此,向来被忽视的双峰学派在宋元朱子学术版图中的真实定位值得加以新的反思。

《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