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自我拯救及其学术史意义--以李元春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中晚期是朱子学趋于势微、日渐羸弱的时期,以李元春为代表的朱子学者以道自担,奋力自救,力图从卫朱子之道、辨心学之偏和斥考据学之僻三个维度展开对朱子学的拯救,呈现尊朱而不佞朱、谴取心学和考据学的学术取向,并仰赖其在中晚清朱子学营垒中的学术地位,相应地涵具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提振了朱子学的地位,推动学术思潮由汉学独大向汉宋(朱子学)兼采转进;二是促使关中地区成为中晚清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三是力促关学的学术形态由崇尚阳明学向尊奉朱子学转进。以李元春这一典范学者为切入口,不仅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更可以弥缝以往学界研究的缺漏之处,进一步完善清代朱子学演进、发展的学术图谱,从而呼应和落实“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的学术主张。

异域的回响:朝鲜朱子学对饶双峰《中庸》学的批判与继承

饶双峰《中庸》解以观点新颖、分析精密著称,在《中庸》章节之分、首章工夫论及中和、中庸、费隐、鬼神、诚等概念阐发上,皆多有不同于朱子之说,引发了以退溪、栗谷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者的热烈辩议。朝鲜学者对双峰之说的深入探究和不同观点,显示出朝鲜朱子学在对朱子后学经典诠释的继承与批判中形成和建构起自身对朱子学的认识,体现了朱子后学对朝鲜朱子学所具有的中介和阶梯作用,为中韩朱子学及朱子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出,罕为学界所知的饶双峰实为朱子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加强对饶双峰的研究对于认识朱子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朱子门人蔡念成问学行止与学术思想略论

蔡念成是江西朱子门人群体当中的代表性人物。他曾问学朱熹与黄榦,长期从事讲学活动,与同门尤其是江西朱子门人交往较为密切。他在理学整体视野下对《通书·志学章》《<论语>孔颜所乐二章》背后的义理进行系统解读,既有理论论证与说明,更有为学方法与修养工夫的指点,显示出其深厚的理学素养。

台湾教师黄柏翰:与朱子文化结缘

由于痴迷朱子文化,台湾教师黄柏翰跟随朱子的脚步来到武夷山。在这里,他以台胞的视角向海内外讲述朱子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相传800多年前,南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在福建建阳麻阳溪畔筑室而居,“琴书五十载”,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问道,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考亭学派”,朱子学也渐从闽北传遍四方。

朱子学的中心转移说——基于东亚视角的考察

从东亚视角考察朱子学可以发现一个重要事实:朱子学的中心出现了多次转移。在朱子之后至罗钦顺去世之前,朱子学的中心无疑是在中国。罗钦顺之死以及16世纪中期韩国性理学的高度繁荣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转移到了朝鲜半岛。16世纪末叶至17世纪前期韩国的内忧外患以及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的崛起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从朝鲜半岛转移到了日本列岛。朱子学的两次中心转移现象背后的动力是天理及其实现方式的不同。

朱子学传播的民间化路向——以宋元理学通俗化文献为例

理学通俗化文献在朱熹等理学家的积极推动下,经历了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宋元时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以三种重点文献为论述中心:一是从奠定理学通俗化理念的《小学》入手,它主要弥补了朱子四书学的理论漏洞从而完善整个理学体系;二是从儒家经典与诗歌互动的《训蒙绝句》展开,它赋予儒家典籍丰富的情感与审美要素以拓展儒家经典阅读的普及面;三是以仿蒙求体的《性理字训》为中心,它使抽象艰涩的性理概念通俗易懂并发挥出理学工具书的功用。在此基础上,考察诸类文献与理学理论发展的关系、相关衍生文献的类型、民间实际流传情况以及在东亚国家(朝鲜与日本)的历史影响,从而爬梳出一条长期为人忽略的朱子学民间传播的历史发展脉络。

元代前期朱子学官学化的确立与缘由

经历元代初期成吉思汗对朱子学的接受、忽必烈对朱子学官学化的推进后,元仁宗皇庆二年诏令恢复科举与颁布《中书省奏准试科条目》,标志着朱子学官学化的确立,朱子学作为官学开始上升为国家意识,实现了科举、经术教育、朱子学三者的融合,巩固了朱子学“四书五经”学术体系的地位。朱子之学适应了元朝经世致用治国之策的政治需要,与元朝文化高度契合,受到各群体的共同推崇。

明代丘濬《朱子学的》有关学术争议论析

《朱子学的》是明代丘濬分类辑录朱熹理学思想的著作,该书以“学以成圣”为目标,构建“下学人事,上达天理”的理学体系。后世学者对《朱子学的》褒贬不一:关于其体例性质,有的学者肯定它是“采辑、类录”朱子学说的新著作,但也有学者批评该书有“僭拟”经典之嫌;关于其编纂水平,有的学者赞誉其“殊有条理”,但也有学者指责其对朱子学说进行“洗剔眉目”,即改变了朱熹理学的面貌;关于其社会价值,有学者高度评价该书对“世教人心”有益,但也有学者严厉批评其“芜杂无用”。经过分析,前人对丘濬《朱子学的》的批评并不完全准确。虽然后世学者对丘濬《朱子学的》的评价有不同意见,但因该书分类清晰、结构合理,对后世朱熹理学思想进一步整理集成、对明清时期朱熹理学思想进行社会传播以及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教化作用,所以其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字义解析与经典诠释视域下朱子学的比较、分析与辨正——以陆陇其对饶双峰的接受与批评为中心

宋儒饶双峰以穷理精密而多不同于朱子著称。陆陇其受到饶双峰注重字义解析与文本诠释的深刻影响,将《四书大全》所引双峰说一百二十来处置于南宋以来朱子四书诠释的宏大背景下,加以比较、分析、辨正,对之表达或赞赏,或批评,或褒贬兼具之态度,体现了朱子学一贯的治学特点。在饶双峰立异于朱子思想的影响下,陆陇其对饶双峰若干质疑朱子的别开生面之说表示赞同,显示出其尊朱实内在充溢着“非朱”之求真是精神。正是在吸收、分析、反思饶双峰等朱子后学诠释朱子成果的基础上,陆陇其实现了在批判传承中发展朱子学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亦展现了江西朱子学与浙江朱子学的跨时空对话。

陆世仪的思想定位——基于清初朱子学实践路径的考察

清初儒者对于朱子学有“尊朱”、“辟朱”、“述朱”三种不同态度,分别以陆陇其、颜元和陆世仪为代表。由于学术观念和价值立场的差异,陆陇其和颜元对陆世仪的评价存在着“褒中有贬”或“先扬后抑”的矛盾现象。从“以陆释陆”的内在视角出发,不难发现陆世仪具有学术态度之包容性、思想宗旨之圆融性、道德践履之笃实性的典型特征,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清初朱子学第一人。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

宋明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往往伴随着以工夫验本体的体验过程,朱子的“中和之悟”就含有自身修养工夫对本体、心性理论的修正。在朱子的工夫论中,强调“心是做工夫处”,要在心上实现“心与理一”。当朱子学被官学化、权威化后,元明朱子学者依照朱子所讲做切己工夫,以期达到“心与理一”,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具有“工夫论化”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薛瑄、吴与弼那样用客观的理检验主观的心,陈白沙、王阳明都在做工夫时感受到心与理难以合一,最终放弃以客观的理作为标准,而转回主观的心。正是由于朱子学对于阳明来说首先是工夫问题,才促成了阳明学对朱子学的转向。

清中晚期今文经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与今文经学都是清中晚期多元学术中的重要因子。今文经学开启了清代春秋公羊学的风气,体现了政治诉求与学术倾向。今文经学在清代经历了乾嘉时期反思汉学而调和宋学的形成期、道咸时期追求社会变革的过渡期以及光绪年间近代今文公羊学说发展期三个时期,各阶段的发展都与朱子学有密切联系。清代今文经学不悖程朱之学,但冲击朱子学所依据的经典体系,尤其是康有为“参合中西”的“近代新学”成为中国传统理学的异化。

“天理良心: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学术综述

2023年8月22日、23日,“天理良心: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江西上饶玉山县召开,来自国内外科研机构的近百位学人就朱子学研究、阳明学研究、域外儒学与现代化展开了讨论,会议特设“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对话”“儒学现代化转化”两个分论坛,为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沟通交流搭建了平台,深化了中国思想史相关领域的研究。

近世日本朱子学官学化的前奏——论室鸠巢的朱子学思想

室鸠巢(1658—1734)为“木门十哲”之一,曾担任过幕府的儒官,然其文辞不如荻生徂徕,政绩不若新井白石,即便从维护朱子学的角度而言,亦不如山崎闇斋谨持朱法,故在日本儒学史上多见对其“护教”或“守成”的评价:“《骏台杂话》五卷……研穷理义,藻鉴人物,或往事之可感,或当世之可警,莫非守正学而扶名教之意也。”①然而,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将鸠巢与之后的宽政异学之禁相联系.

南宋泉州朱子学史事考论——以石井书院的营建为中心

朱松、朱熹父子皆曾任官泉州,故当地有“二朱过化”的说法,视其为儒学之滥觞。但仅从学脉赓续的角度加以认知,便掩盖了彼时泉州朱子学之真相。事实上,朱子学早期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在南宋泉州不同士人群体间的接受程度不一:北方南下士族和新兴本地士族对朱子学颇为拥护,并以之为标新立异的招牌,但不论是本地世家还是宗室子弟皆较少致力于此。崇祀二朱的石井书院的创设正值泉州海上贸易逐步衰退阶段,由于在经济领域内难有作为,世家大族和普通家庭转而积极投资科举教育,石井书院的出现满足了多种人群在新时局下的诉求。

清初朱子学思想特点论析

清初朱子学是程朱理学面对清初社会、思想、道德、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做出的思想回应。其有四个特点:重气重器,理不离气,道不离器;对理性精神的复归;对性善论的强调;重视对西学的吸收。

“理一分殊”:朱子学视域下理工科院校人文素养培养

“理一分殊”是理学中的重要思想,朱熹对此有详尽阐发,将其内涵进一步扩充完善,要术从具体“分殊”处着力,而最终达到“理一”之境。这种思想在理工科院校的人文素养培养中有重要启示作用,专业学习正与“道问学”相对,而最终要达到“尊德性”。“理一分殊”要求学生进一步理解为学之法与为学之道,不仅能够清晰把握专业的轨范,从分割的学科中把握一贯之理,更能由此完成内省与修身,重拾自我与社会价值。

宋明儒学诸概念的意义演变及其关系——以“宋学”“道学”“理学”为中心的考察

宋明儒学的名称概念可分为一般总称概念和特殊学派概念两类。一般总称概念中,宋学概念大体上经历了从中义(宋代义理之学)到狭义(与阳明学相对的朱子学)再到广义(与汉学相对的宋学、宋元明清义理之学)的意义演变;道学概念大体上经历了从广义(道统之学)到狭义(程朱道学)再到中义(宋明道学)的意义演变;理学概念大体上经历了从广义(义理之学)到中义(性理之学)再到狭义(程朱理学)的意义演变。特殊学派概念中,源自中国并传到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朱子学、阳明学概念经历了从狭义(朱学、王学)到中义(理学、心学)再到广义(东亚朱子学、东亚阳明学)的意义演变。此外还有隶属于上述学派概念的濂学、洛学、关学、闽学等中国地域学派概念,以及朝鲜退溪学、日本崎门学等东亚近世儒学学派概念。从意义演变及其关系来看,这些宋明儒学与东亚儒学名称概念都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内涵,相互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涉关系,因此必须从历史脉络和思想体系出发对它们的意义和关系进行清晰界定。

魏校《大学》诠释的学术取向及其意义

魏校是明代中期与阳明并肩齐名的学者,然以往那种以阳明为中心来审视整个明代理学的研究,不仅遮蔽了魏校的学术贡献,也掩盖了明代理学的多元面向。魏校依循朱子、阳明由《大学》而入建构学术体系的路径,精心结撰《大学指归》,首先以还原古文字的形式来试图恢复更“古”的古本《大学》,尔后通过对《大学》义理骨架“三纲、八目”的新诠来构建新的学术体系,显豁出“谴取朱、王,自立新说”的学术特质,成为明代中期“介于朱、王二本之间”的典范学者。魏校此举表征出,明代中期的学术绝非只是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非朱即王。相反,谴取、突破朱、王藩篱,早在阳明在世时就已有端倪,这就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明代中期学术的多元面向提供一个典范的参照物。

阳明学成立与发展的朱子理学思想渊源

陆九渊与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中心学一系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世学者往往以陆、王二人并称,将他们的思想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但二者之间更多只是思想宗旨相近,并无直接的承袭关系。相较之下,阳明学的产生、发展与朱子学有着更深的思想渊源。阳明学其是在朱子学的笼罩下,继承了朱熹所建构的经典体系、理论框架与主要论题,并融会了佛道的智慧,进而通过自得自悟的方式,对朱子学加以深刻的反思、批判而逐步形成的,因而可视为朱子学在明代的另一种延续和发展。而王阳明所作的《朱子晚年定论》即来源于此前朱子学内部和会朱陆的逻辑思路,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阳明学与朱子学之间的思想渊源的具体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