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尔典从政治上干涉辛亥革命探析

英帝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辛亥革命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外国人物。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朱尔典利用与袁世凯的密友关系,以积极从政治上多方面给予袁世凯帮助为表象,暗地里却是在为英帝国扶植一个任其摆布的在华代理人,把与袁世凯的友情和他的英帝国利益相比竟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最终,他通过袁世凯从政治上对辛亥革命的干涉,一方面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改变。

英国公使朱尔典与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的需要,英国政府逐步确立了以和平手段维持一个所谓"强大、稳定和统一的中国"的对华政策目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大力支持袁世凯从清王朝手中获取统治大权的同时,积极参与斡旋南北双方进行停战谈判,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朱尔典倾向于保留清王朝而建立一个以袁世凯为实际统治者的君主立宪制政府,但因革命党人强烈反对,不得不转而同意建立一个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共和制政府。朱尔典的个人政治主张影响着英国对华政策并最终影响中国政局变动,其本质是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其代理人,维护和扩大其在华利益。

资本运作与教育渗透的结合——英国庚款退赔方式形成述论

20世纪20年代前后,英国的在华教育面临种种窘境,其中资金短缺问题尤为严重。英国商会等主张应获得来源稳定且有持续供给的教育资金,比较理想的筹资渠道就是通过息金运作。此时正在进行英国庚款退赔的交涉,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此后,在华教育委员会推动了庚款用途的转向,庚款咨询委员会则促成了通过资本运作获取息金以用于教育这一新模式的落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运用基金会模式,通过发行公债等资本运作方式,保证了英国庚款用于在华教育方面的效益最大化,英国的庚款退赔方式由此呈现了资本运用与教育渗透相结合的特点。

从朱尔典手卷,展读洪宪时期中英邦交

他曾经是袁世凯交往多年的密友!他曾经大力支持和呼吁,帮助袁世凯从清王朝手中获取统治大权。辛亥革命时期,他又积极斡旋南北停战谈判,大力协助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他1876年来到中国,在中国居留长达43年之久,从一名翻译员做到了英国驻华公使。他的个人政治主张曾影响着英国对华政策并最终影响中国政局变动!他就是1898年升为驻华代理公使。

袁世凯与福中总公司的建立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福中总公司是河南省最早建立的大型中外合资企业。民国初年,为了讨好英帝国主义和聚敛财富、安插亲信,袁世凯在组合福中总公司的过程中曾起到重要作用。笔者试图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公之于众。

袁世凯再起考论

一九一一年十月袁世凯东山再起,实为袁氏绞杀辛亥革命、攫夺民国总统之先兆。然史家却少有论及。于是,笔者孤陋之心遂生耿耿,妄动愚笔以属拙文,甘负锻于方家同人。 一、袁世凯侨居彰德的隐衷 戊戌政变,袁世凯与帝党结下怨恨,一九○八年西太后身亡,载沣代行摄政,袁世凯就终日不安。一九○九年初,袁在惊惧万状之余,微服天津,住进英租界利德顺饭店。不久,就接到摄政王载沣代发的“回籍养疴”的谕旨。一月四日袁世凯得到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H)担保他生命安全的承诺后,才敢小心翼翼地进京向摄政王“谢恩辞行”,一月六日便仓皇登车前往河南,昔日威风凛凛的袁世凯就这样“被满洲政府用侮蔑的手段放逐了。”令人费解的是袁氏此次罢官并不回项城归旧里,而是“初居汲县,两个月后再迁彰德城北门外的洹上村”侨居下来。笔者以为袁世凯此举正是为他再次出山作准备。

胡汉民督粤时期的中英“灰石案”交涉

“灰石案”系民国初年围绕广东灰石开采与出口问题引发的一起中英外交事件。民元广东军政府对盗采私运灰石的罪行进行打击,使香港青洲英泥厂无法获取廉价走私灰石,损害了英商利益,从而引发中英交涉。英国的主要诉求是长期从广东获取廉价灰石。广东都督胡汉民为了给新生的民国树立良好的形象,坚持维护国权,同时欲将灰石之利向国民党输送,因此对英交涉态度强硬、拒不妥协,在其任内一直未让英国达到目的。北京政府外交部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促使之下介入此案,本想对英让步,但无力影响广东军政府的决定,终又主动退出。胡汉民对“灰石案”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中国形式统一而南北实际对峙的特点,也为之后革命党人的反袁宣传提供了实证。

关于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三个问题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有关事实,史学界的看法似趋向一致,笔者不敢完全苟同,故提出来与各位商榷。一、是谁杀死了吴禄贞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人,辛亥革命时期著名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为其警卫营长马惠田等所害。后来,世人根据其好友冯耿光等所言,多以为是袁世凯派人所为。依冯等所说,当时清、民两军尚在汉口激战,吴任北洋新军第六镇统制,拥重兵于石(家庄)、保(定)一带,袁世凯出山时,吴是袁一大威胁,故必去之。

无法摆脱财政困难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

廿世纪初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取得划时代的伟大胜利;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就变为失败。人们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一般都认为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也不愿意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因而造成失败。这种论断无疑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论断,只是说明辛亥革命失败的必然性。并没有说明辛亥革命何以由胜利迅速转为失败的问题。近年来虽有论者涉及到财政困难这一问题。但也没有认识到无法摆脱财政困难是造成辛亥革命迅速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

浅论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及其影响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在其成立刚满三个月后即告夭折。孙中山为什么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南京临时政府为什么昙花一现?人们对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然而,以往的研究,大家似乎从政治角度着眼较多,诸如这个政府所处的政治环境、阶级力量组合、基本方针政策等等,而对其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及其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影响却缺乏应有的重视。我们认为,在中外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新生的政权在财政问题上碰到过象南京临时政府那样严重的困难。经济力量的脆弱,财政供需的失调,是导致这个政府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就此略作探讨,希同仁指教。

英国外交档案摘译: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父子与英国公使的密谈

以下几份文件出自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otional Archives,原名英国公共档案局,The Public Record Office)收藏的外交部档案FO881／10032卷(1911年7-12月关于中国事务的往来函电)。这几份英国外交大臣葛雷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来往电文,反映了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本人并通过其长子袁克定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秘密会谈,积极谋求英国政府对他的支持,以使他能够掌握足够的权力和武力来操纵大局,迫使革命军和清廷就范。不久,他终于如愿以偿达到了将清廷和南京临时政府一同抛弃的目的,自已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不过,在袁氏父子看来,共和国只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在中国最好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袁世凯"被拥戴为皇帝"才是他们真正梦寐以求的目的,为此他们不惜寻求外国干涉。 本辑档案由李丹阳翻译并注释。英国国家档案馆慨允发表档案中译本,特此表示感谢。

辛亥革命史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好素材

毛泽东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关于孙文的共和宣言——致世界友邦各国人民书

问题的提出统治260余年的清王朝,被1911年10月10从武昌爆发的革命消灭了。革命爆发时,身为革命最高领导人的孙文,正游说于美国各地,筹集革命资金。两天后的12日早上,孙文在丹佛的一家旅馆读到一份报纸,这才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革命进行得如此迅速,不待说是完全出乎孙文意料而使他感到惊异的。

袁世凯窃国纪略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惯于玩弄反革命两手的窃国大盗,他出身于河南项城一个大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他的伯祖父、父亲、叔父都是镇压捻军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袁世凯少年投靠淮系军阀,一八九五年受清政府给他的“督办军务处”的差委,多方钻营,被派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从此他开始掌握清政府的新式武力,也获得了他藉以玩弄手段的资本。

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人们都知道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然而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具体干了些什么,是怎样成为战胜国的,对这些问题也许就不容易回答了。

辛亥变局中的海关挂旗之争

为什么海关在挂旗的问题上如此纠结,是因为他们对时局没有把握,不知道这场革命将怎么收场。他们在观望、等待,一旦时局明朗了,清廷的命运被决定,挂上新旗就是当然的了,他们也不再有任何的为难拒降龙旗晚清的海关管理权虽握在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手里,但属于清廷的机关,挂的是黄龙旗,另外海关也有自己的旗帜。武昌起义突然发生,离革命风暴最近的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不断给总税务司安格联写信汇报情况。1911年10月12日,他在信中说"

孙中山与“关余”之争

'关余',指的是清末民初中国每年的海关税收,在扣除以关税作抵的各项到期应付赔款、外债、公债及海关经费等款后的余款。辛亥革命以后,围绕着'关余'问题。

袁世凯总统的政治顾问莫理循(1862—1920)

在近代中国统治阶层所聘请的外国顾问中,莫理循是难能可贵的人物。他被聘为袁世凯政府的总统政治顾问,不是由于外国政治势力的推荐。他在职期间所努力从事的协助北京政府进行的几项对外交涉:中俄关于外蒙古问题的交涉,中英关于西藏问题、关于片马问题的交涉,以及抵制日本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特别是中英交涉直接违背了英国利益,显示了莫理循是同情与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的。莫理循不是殖民主义者在华的代理人,而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辛亥鼎革之际中国外债透析

辛亥鼎革之际的时限,一般指从武昌起义爆发日的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起,到第二年4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之日止。本文亦以此为准。不过,考虑到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期间,追认了在其成立前同盟会人所举借的债项,在其结束后设立的留守府所料理的事务中,也有几笔是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