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张会讲”的缘起、过程、特征及意义

"朱张会讲"与朱、张交往是一种政治、学术、工作、生活上的全面交往,这种交往之所以可能,与朱、张二人背后的学源相通、家世相交、朋友相共以及政治立场一致等条件密切相关。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朱张会讲"对于朱、张二人的思想体系之建构,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个宋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实与建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

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是朱熹、张栻围绕二人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所进行的一次讨论。对朱熹、张栻来说,这是一次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在同时代学者看来,朱张两人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也难分轩轾,因而总是将两人相提并论。但是朱子门人后学基于其道统观念,在对"朱张会讲"的叙述中,突出朱熹的主流、正统地位,强调朱熹的主导作用,而将张栻描述为最后改变自己看法而完全认同朱熹之说。对"朱张会讲"的叙述是朱熹正统地位建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是随着朱子学地位的不断上升,这一叙述逐渐为更多士人所接受,并在元明清时期通过不断的重复变成被大多数士人学者所认可的"事实",为朱熹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提供佐证。对"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过程加以考察,思考历史事实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可以加深对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与把握。

“朱张会讲”与“差序格局”——再谈中国传统多层次、多元的网络结构

“朱张会讲”达成的重要共识,是从《中庸》去讨论“太极”,亦即从“心智”或“良知”去体认知识的全体。二者的论述是一种“形而上学”,属于中国传统学问的主流。汉代三位重要学者司马迁、许慎、董仲舒的学问,也具有推究太极的形而上色彩。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知识观念,不是追求片段的、零碎的,而是涵盖整体、彼此呼应的知识体系。特别是董仲舒的“感应说”,很简洁地陈述了“二元互动”的基本形态。在社会学领域,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波兰尼提出的“镶嵌格局”,同样集中体现了“二元互动”乃至“多元互动”的基本形态。这种格局在近代地方精英影响湖湘地区、江南地区的发展上,表现得至为典型。类似熔铸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交通为一体的复杂纠缠、多元互动的大一统网络格局,早在汉代便已发展成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人物群像 朱张会讲:852年前的那场高端“岳麓峰会”

岳麓山下的清风峡口,有一座幽静、古朴、典雅的院落。这里,既有山水相融的灵秀、深幽空旷的恬静,又有白墙青瓦的素雅、回廊相连的清趣。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岳麓书院。站在书院,我手捧古书,幻想着古时书院的山长在薄雾的清晨敲响晨钟,一大群学子在山谷中诵读经典。朗朗书声,回荡在半空,飞鸟在树枝鸣叫。于是,一座古城就在书声中开启了新的一天。

朱张会讲——八百年前的一场学术盛事

南宋乾道三年(1167)九月八日,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长沙岳麓书院迎来了一位当世大儒、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当然,那时的长沙,名为潭州。在岳麓书院迎接朱熹到来的,是另外一名理学大家——张栻。三年前,也就是乾道元年(1164),张栻应湖南安抚使刘珙的邀请,来到潭州主持岳麓书院教事。

近代“湘学观”中的“宗朱子”现象

从某种程度上看,近代"湘学观"的形成与嬗变过程,就是恢复"朱张会讲"的历史记忆、将朱子学内化为兼具国家意义与地域意义的学术资源的过程。"朱张会讲"这一历史事件使岳麓书院成为"紫阳讲学之道场",并于清代获得理学大本营的地位。晚清湘军的崛起塑造了湖南"理学之邦"的形象,强化了湘人对湖湘文化的历史记忆。维新运动前后,叶德辉提出"尚汉学而独崇朱子",借以维护儒学义理与儒学经传的信仰。民国时期,李肖聃重拾洛闽之绪,以"宗朱子"为标准,构建了一幅从宋至清的完整的湘学知识谱系。探讨近代地域学术文化观中的"宗朱子"现象,可以反观朱子在近代的命运和影响。

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谈朱子心学的形成——以《近思录》为例

朱熹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深受李侗、张栻学术思想的影响,尤其朱张会讲是朱子心学形成的重要一环。无论是王阳明还是牟宗三对朱子'中和旧说''中和新说'所蕴含的心学思想都有误读。朱子'中和新说'的确定,标志着朱子心学的完成,而心学的完成,也代表朱子学的基本框架已经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