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还是基础主义的?

将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观念代入宋明理学内部,在广阔而深远的研究前景中,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能否因为"美德"的附属性来否认宋明理学所讲的形而上学是基础主义即实体主义的?换言之,儒学美德论与形而上学是否是绝对不相容的?这不仅仅涉及以美德伦理学研究儒家伦理的适用性和限度问题,以"儒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视之,还内在地关涉儒学的理论特性。结合儒学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应当说,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中的形上学是基础主义的而非解释性的。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美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的深度理论关联。

论宋代理学家的“新文统”

宋代理学家否定韩愈的“文统论”,而朱熹提出“文”、“道”一元的诗文统绪, 明代学者也称为“文统”,本文则称之为“新文统”。晚宋至元代,“新文统”论孕育出《文章正宗》等四个诗文总集,成为该理论的范本。在“新文统”引领下,晚宋诗文在相当大的幅度上成了理学家们说“理”的工具,其影响直至明末。但“新文统”的历史命运并不美妙,正如清人所说: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