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正蒙》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正蒙》是张载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其一生精思力践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考察朱熹对《正蒙》态度的复杂性及后世围绕"朱熹注"的争论两个问题,我们看到,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张载《正蒙》的态度和诠释,对后世学者理解和定位《正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澄清此二问题,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理学从北宋到南宋发展的内在逻辑。

传统“新民”含义的近代化历程考论——以朱熹“在新民”和梁启超《新民说》为线索

先秦文献中常见的"新民"二字并不代表体系化"新民"观念的建立。朱熹对《大学》经传文的划分及重新诠释标志着"新民"观念体系化的建立。其"新民"含义主要有两层:一是通过"格物""致知"以达到自我的复性更新;二是在"明己德"后,将明己之"德"推及到除自我以外的整个外部环境中,从而形成一种整体的更新系统,两层含义由内而外,相互贯通。近代以来,梁启超的《新民说》是对传统"新民"含义创造性转化的标志性成果。虽然《新民说》是基于近代社会转型中"国民性构建"这一问题所论,但其说所统摄下的"公德""私德"两大核心概念依然赓续的是传统"新民"的两层含义。"新民"观念在近代化的转变中仍然以传统之意为其底色。

《论语·先进篇·侍坐章》别解

正确领悟《论语·先进篇·侍坐章》的主旨，关键在于对孔子赞同曾皙述志的原因作深入探讨。古今注释者，向以朱熹注为蓝本，仍仍相因，以为孔子所以赞许曾皙主张者，因曾皙所言之“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描述了孔子所向往的大同社会；这是一个误解，其实曾皙以“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投合彼时孔子“无道则隐(隐居)”的情怀，遂至心心相印，深加赞许。这一认识可在该章的叙述逻辑与整本《论语》的研读中获得证明。

《诗经》“女桑”考辨

"女桑"一词最初见于《诗经.豳风.七月》,对其含义,历来注释不一,具有代表性的是毛传,郑笺,《朱熹集传》,郭璞注,《辞源》,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结合诗文内容来看,"女桑"应释为"柔长的小桑枝",其中"女"字含有"小"、"嫩"、"柔"、"弱"等义。在后世典籍中,"女桑"已变成"小桑树"之义,但这已经不是《诗经》中"女桑"的最初含义了。

经典诠释与道统建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序说的道统论

孔子在整理《六经》的同时为之作《传》《记》《序》,而建构了从尧舜到周公的道统脉络。同样,朱熹也是通过结集《四书》并分别为之作序,重新建构从孔孟到程朱的道统谱系,最终完成了宋学的道统论。在《四书集注》诸序中,朱熹集中表达了他结集、诠释《四书》而重建道统的思想追求,推动了宋代道统论思想的成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诸序中,从经典文本、人物谱系、思想内涵三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完成了新儒家道统论的重建。

孟子人性论的六种解读

人性论是孟子哲学的核心。学界对孟子人性论的观点也各不相同,甚至有些见解截然相反。综合国内外孟子人性论的研究状况,大体而言有以下六种观点。第一种是孟子人性本善说。《三字经》言:"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本善说成为孟子性论流传最为广泛的理论版本。如,朱熹注《孟子》言:"性本善,故顺之而无不善。"(《四书章句集注》)罗安宪说:"孟子的性善论是本善论而非向善论,人的本性原本就是善的,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原本是植根于人的本性的。

论张洽“得程遗意”而非“补朱未备”——从《春秋集注》学术宗属看宋明经学分野

张洽作为朱熹的重要弟子,于《春秋》学颇有建树。学界一般视其《春秋集注》为"补朱未备"之书。然亦有学者认为张洽《春秋》学当归入程颐门下。事实上,在宋代《春秋》学程、朱两大流派中,张洽《春秋集注》在具体经说、诠释理路对朱学少有承袭,反而"得程遗意",实为宗程之作。其继承的"程学"是宋代《春秋》学宗主;由朱熹开创,经吕大圭、程端学等人发展成熟的《春秋》朱学则到明代中期才成为学术主流。张洽《春秋集注》体现的程、朱学术差异,是朱子毕生不作《春秋》传注的重要原因,也是宋、明经学分野所在。

“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朱熹注以上文字:“传之八章,释修身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