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诉求与国族想象——朱石麟早期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含义

朱石麟电影是独树一帜并最具民族特性的中国电影之一。在他编剧、导演和编导的一系列早期影片里,大都能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内在心理出发,在情感与理智相互冲突的叙事格局中,在悲剧与喜剧相互调和的情绪总谱下,将独出心裁的伦理诉求与国族想象联结在一起。通过苦心经营、独辟蹊径的电影创作,朱石麟成功地表达着正在为不可阻挡的时代强力摧败得奄奄一息的家庭价值观,并在对西方思潮的适度接纳和中国文化的深情回望中建立起一种不无理想主义色彩的国族认同。尽管从本质上分析,朱石麟电影里的伦理精神面临着一种无法解脱的文化困境,但仍以其特有的家国叙事和影音魅力征服了不止一代中国观众的心灵,并为中国早期电影文化史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传统文化立场与现代经营意识——论朱石麟“联华时期”的电影创作

本文主要论述朱石麟“联华时期”的电影创作,认为其创作既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立场的坚持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同时艺术和传统又是他的影片吸引观众、提高票房的商业策略;这种将艺术、传统来做商业经营的电影创作正是“联华精神”的典型表现。

无限低徊感万千——朱石麟艺术轨迹探询

朱石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位多产导演。他一生历经坎坷,艰难沉重的生命体验造就了他前期影片中一贯的浅淡、温和的风格。60年代之后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的“左”转又使他偏离了自己的风格。他一生致力于让观众“看得懂”的美学追求,表现家庭伦常、对国外作品进行本土化改造、温馨的轻喜剧风格、注重影片艺术质量等都是他实现既定美学目的的具体体现。在注重艺术创作的同时,朱石麟还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有诸多贡献。

导演朱石麟

朱石麟，中国优秀的电影编导。他一生编剧、导演、编导的影片，据说有94部，内中又不乏上品，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不多见的。1950年，他与罗明佑合作编剧的《故都春梦》，是“联华”新派的开山之作；1957年，由他编剧并与罗明佑合作导演的《慈母曲》，又是构成中国有声电影成熟期的重要作品之一。朱石麟有着一位优秀电影艺术家应有的才气和能力。

双城记之四人行：1948-1952年--朱石麟、李丽华、刘琼、舒适与港沪影事

1948-1952年间,港沪两地由"交流频繁"到后来的"去留选择",留港和返沪成为当时许多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港沪两地也形成了后来被喻为"双城记"的文化地理形态。而当时港沪两地的电影人的选择无疑预示了港沪两地电影形态最后的分流。本文以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四个人物:朱石麟、李丽华、刘琼、舒适为例尝试对这一特定时期的老上海文化迁移和港沪两地影事交流进行探究。

凤凰影业公司与朱石麟电影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香港影坛,1952年改组"龙马"而成立的凤凰影业公司,是国语片生产和左派电影的中坚力量。由创业作《中秋月》开始,"凤凰"着力于小市民小人物描写,以写实风格喜剧为首要品牌,以多元化创作为重要策略。主持人朱石麟坚持"提高娱乐性与艺术性"的电影理念和"喜中有悲"的喜剧观念,导演了众多经典佳作。尽管80年代初"凤凰"合并入"银都机构",但其为香港电影所做的贡献却影响深远。

战乱中的四个平民女子故事——导演朱石麟的一种心路历程

朱石麟先生在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分别两次改编两部外国小说,或编或导了《孤城烈女》《洞房花烛夜》和《花姑娘》《新婚第一夜》四部影片,表现了战争中的四个平民女子的命运,构成了与抗战中期银幕上流行的“女英雄”不同的女性角色。而分别于全面抗战前、“孤岛”沦陷前后和南下中国香港后创作的这四部影片,流露出朱石麟对战争中无辜平民的同情、对牺牲的矛盾,也体现了抗战后朱石麟等一代电影人回溯战时记忆、剖白附逆经历的一种心路历程。

朱石麟在香港的几个创作阶段及其补充研究

背景 1946年5月,年近47岁的朱石麟由上海去香港接拍南洋影业公司制作的<同病不相怜>,影片尚未上映,他已于8月13日先回上海.[1]不久,又应大中华影业公司之邀再在10月赴港,执导三部影片.

朱石麟生平与创作年表

1899年生于江苏省太仓县. 1919年肄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预科,入汉口中国银行做练习生. 1921年在北京陇海铁路总局当考工科科员. 1922年考入"真光剧场"兼职担任编译,为<真光影报>写电影本事和评介.

风来四面总含香：朱石麟电影古典文化神韵探幽

在30余年的电影生涯中,朱石麟参与导演、编剧的电影多达上百部[1]。朱石麟以电影为载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在主题内容和影像表达上彰显了浓厚的中国古典精神。从学识和思想上来说,朱石麟归属于儒学一派,我们能从他的电影作品中找到几千年来印刻在中国文人身上的诗骚传统印记——在主题选择上,朱石麟关注家庭伦理、倡导对“善”的坚守,关注时代变迁、社会变革,聚焦传统道德和现代文化的冲突;在表达技法上,朱石麟长于运用中国古典美学思维创造影像,形成了诗影交融的艺术风格,并赋予其电影朦胧而深远的意境之美。

论桑弧对朱石麟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以《哀乐中年》为例

桑弧,本是一个银行职员,但由于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对于戏剧、电影十分迷恋。在著名导演朱石麟的带领下进入影坛,之后相继拍摄了《太太万岁》《哀乐中年》《不了情》《邮缘》等多部作品。如桑弧本人所言,"朱石麟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所以我在创作上是受他影响的。"桑弧在对人物批评的同时,也是对他们的行为持有理解态度的。正如老师朱石麟一样,桑弧对这变幻的"浮世",一直投以温情的关怀。

从战后电影到左派电影——朱石麟与龙马影片公司研究

龙马影片公司是20世纪50年代香港影坛的重要制片机构,本文拟梳理"龙马"的历史,对其不同阶段的商业策略、制片方式及创作情况加以分析,通过对《花姑娘》《误佳期》《江湖儿女》等影片的文本细读,并结合费穆、朱石麟等"南来影人"的离散情结,力图深入剖析"龙马"出品影片的艺术风格与思想观念,指出"龙马"在50年代香港影坛的独特地位及重要意义。

永远在路上——朱石麟:处于时代交叉路口的电影家(下)

大时代中的电影人朱石麟与当时的一些电影界人士在上海沦陷后一起进入'中联'、'华影'工作。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积极投身于文艺事业,进退出处间彰显出家国大义的理想情怀,但现实生活的重负难以避免,这使得他们常常处于一种社会责任与个人欲求无法两全的矛盾冲突中。在当时的社会情势下,置身事外是不太可能的,他们无法真正疏离或者逃避那个环境。对此,朱石麟后来曾在与女儿的信中提及:

永远在路上——朱石麟:处于时代交叉路口的电影家(上)

1899年出生的朱石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取得不凡的成就,他是联华公司重要的编导之一,1934年任联华三厂厂长。在这一时期,朱石麟曾编写过剧本《故都春梦》《恋爱与义务》《恒娘》等,也编、导了《归来》《青春》《征婚》等影片,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慈母曲》(与罗明佑合导)和《新旧时代》。1946年赴港后,编导了《同病不相怜》《玉人何处》等影片。1948年执导《清宫秘史》,1949年之后又创作《误佳期》

追怀朱石麟先生

(一) 前辈电影艺术家朱石麟先生(一八九九——一九六七)逝世已经二十五周年了。他是我从事电影创作的启蒙老师。回忆他所给与我的许多有关电影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立身处世的教导,我对他始终怀有深切的感激心情。我本来是一银行小职员,在外滩中国银行工作。

疾病体验与早期影人创作关系探微——以郑正秋、朱石麟、费穆为例

艺术创作观照深切的生命体验,疾病是最不可回避的生命体验之一,因而它被书写,又持续驻留在创作者的(无)意识中介入书写。在电影研究领域,关于疾病叙事、隐喻的著述不胜枚举,但缺少贯连疾病体验与创作的视角,因此,笔者尝试遵循病迹学(Pathography)的思路,以郑正秋、朱石麟、费穆为例,检视分析疾病体验与创作经历、作品表现之间的联系,提炼疾病心理影响个人风格形成的逻辑。

朱石麟:一种直觉主义的后倾

朱石麟对传统的深情回望和拘执固守使他近乎成为一个直觉主义的创作者。其作品对孝道和良知的守持、对传统文化流逝的哀伤、对农村生活场景的诗意描绘,对天伦之乐的向往,都集中表达了他张扬母慈子孝、勤劳善良、共享天伦的儒家伦理理想及其家庭价值观。朱石麟深得传统叙事的形式,在电影中不仅注重"演述时间"的完整性、"写意"与"工笔"的辩证关系、古典意境的营造,更注重传统叙事的首尾呼应、线索、伏笔和蓄势。对内容与形式的追求皆表现出他对传统"先验的和谐"的直觉把握和向往。

新旧电影中女主人公的道德站位——兼析1934年的国粹电影《归来》

主题和题材局限于家庭伦理、婚姻恋爱以及武侠神怪的旧市民电影,女主人公多有道德瑕疵甚至性别原罪,或者身处道德低位。左翼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几乎全部出身于社会底层,即便是成为性工作者,也是品德高尚,大则忧国忧民、心系国家民族,小则鄙视金钱名利、无私奉献,无不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指向或曰革命性的道德光辉。有条件地抽取借助左翼电影思想元素的新市民电影,其女主人公更多的是体现超阶级性的人性情怀和更符合新时代潮流的道德情操。《归来》之所以是国粹电影,看上去讲的是作为原配的女主人公回归妻子、慈母原有的道德高位,实际上是编导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在传统文化背景下,面对严酷现实,对家庭宗法伦理的道德强调、给出的价值理念指南。

冷战格局中的《清宫秘史》

本文将1967年国内对《清宫秘史》的批判放到冷战格局中来考察,详细梳理1948至1967年间大陆和香港两地对该片的不同理解和反应,指出影片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来自它既跨越1949年又跨越陆港边界,并在跨越过程中被加诸种种符码,这又反过来昭示和强化不同时段与空间的界限。通过对影片的"批判—回应",陆港地理与政治的边界正转化成文化与心理的边界;而在批判中对导演朱石麟的回避、以及朱石麟去世事件,则呈现了香港左派电影界与共和国政治的脉络交错。

政治命运 影像隐喻 类型符码——“十七年”上海电影对香港电影的观照

二战后,上海电影持续从产业机制、人员资本、影像叙事、类型功能等方面对香港电影给予大规模渗入,持续到大陆新生政权建立、巩固的"十七年"期间,多数情况是上海电影对香港电影全面影响和行业观照。文章以香港国语片代表导演朱石麟《清宫秘史》为例,全面分析其在大陆的政治命运,借助"上镜头性"理论分析其特有的影像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