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谦之的儒家唯情主义及其历史文化哲学建构

朱谦之对儒家作了唯情主义生命哲学的解读,认为情即性即仁,情为宇宙生命本体,生命进化便是“真情之流”,唯情的人生和社会具有普世意义。他以唯情主义为依据建构起历史哲学,将本能(求生存的情感)视为历史进化的动力,历史进化是互助;历史由三种本能驱动形成三个发展阶段和三种形态。他还用儒家唯情主义对文化作哲学阐释,认为文化本质上是人类经验生活时时积累和创新的生命之流,文化发展有四种类型和阶段,哲学性的中国文化虽然低于科学文化,却因富有艺术精神而有“普世价值”,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要在充分吸收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走向唯情的艺术文化阶段。朱谦之的思想深刻而有创新性,为儒学的现代发展和中国现代历史文化哲学的建构作出重要贡献;但是,他对《周易》的唯情解读不免有强制阐释之嫌。

朱谦之美学思想对当代中国油画创作的启示

朱谦之的“唯情论”“宇宙美育”思想为当代中国艺术家提供了深邃而有启发性的思想体系。本文以朱谦之的“唯情论”和“宇宙美育”思想为理论核心,讨论了“真情之流”蕴含的“真情”与“直觉”、“宇宙即我,我即宇宙”蕴含的“人和于天”与“以美为本体”的自我修养,对当代中国油画创作思想的借鉴启示。结论提出,当代中国油画家们应以朱谦之美学思想为鉴,通过对创作的深入思考和对审美观念的深入研究,建立起明晰的审美认知体系,开启自己的创作灵感。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均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有紧密的关系。在北京大学期间,朱希祖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系主任,傅斯年和朱谦之则是北京大学非常出名的学生。以后,傅斯年、朱谦之、朱希祖先后到中山大学任教,都对中山大学史学系有所贡献。三人当中,二朱在中山大学曾是同事。朱谦之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有较多的评论,认为傅斯年是“发展式的历史”的第三阶段的第二小阶段的代表人物,既指出了他比文献考证派的优胜之处,又指出了他的局限性。朱希祖与傅斯年在明成祖生母问题上有过争论。这些评论和争鸣,既表现出他们各自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反映出近代学人错综复杂的学术关系。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试论朱谦之《周易哲学》中的“情”

本文以朱谦之《周易哲学》中“情”这一概念为中心,梳理其对《周易》中“情”的本质、特点和方法的考察,阐明“情”的丰富内涵,评析其本于《周易》而建立和倡导的唯情哲学的意义。朱谦之试图以“情”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并使古老的《周易》不断涌现出现代的意蕴。

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

朱谦之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的真正开创者,这表现在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专著并从6个方面做出一定贡献:通过将重点著作作为选题的方式设计篇章体例;采取层层递进的方法,首次界定"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运用三重证据法诠释殷商哲学史料;划分三个阶段展示易学哲学史料的演变历程;使用三派分析法分疏老庄哲学史料;以"去粗取精"为主要原则整理近代思想史料。概括而言,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有学科观念鲜明、学术立场坚定和方法论意识强烈等特点,但也存在篇章体例设计欠规范化、科学化和对史料学方法的理论阐释不够集中、不够充分、不够系统等不足之处。

唯情论与新孔教:论朱谦之五四时期的孔教革命论

本文从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和瓦尔堡(Aby Warburg)有关"好邻居原则"(the law of the good neighbor)的讨论入手,尝试重新肯定朱谦之五四时期将孔家和周易哲学、佛家唯识宗、老庄思想、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思想、泛神论(Pantheism)、浪漫主义文学观、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生命哲学(philosophy of life)和自由恋爱论等多种不同的论述集结起来的"思想比附"方法。我们认为,朱谦之五四时期这种独特的知识杂交状态(intellectual hybridity),其实是民初知识界所独有的崭新的知识链接。而本文则会集中讨论朱谦之五四时期的唯情论和新孔教思想。本文主要分析朱谦之和杨没累的情书集《荷心》(1924年),并兼论朱谦之这一时期重释"周易哲学"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我们将朱氏和杨氏的情书写作视为一种哲学和文学书写,并尝试初步分析和探讨,朱氏如何借助西方的柏格森哲学、自由恋爱论述和浪漫主义文学观所提供的新视野,重新诠释《周易》,并提出他的"孔教大革命"。

西方理论与朱谦之的文化学思想——以《文化哲学》为中心

受西方理论的启示,朱谦之对文化学逐渐形成系统的思考,并于1935年出版《文化哲学》一书,就文化的定义、文化的类型、发展阶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做出系统阐述。在广泛采择西方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朱谦之受到来源于德国的理论影响十分显著,使他的文化学思想具有显著的思辩色彩和追求“生”与“情”的生命哲学特征。

同声相应与情本革命论--以创造社“友军”袁家骅、顾绶昌、朱谦之等为中心

创造社作为新文化运动发轫期的重要社团,其与青年的关系颇值得研究。本论文以袁家骅、顾绶昌、朱谦之等青年学生的创作、思想及其与创造社的交往为对象,讨论这个问题。袁家骅等青年学生,虽然没有明确加入创造社,却与创造社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之间的关联,除社会交往外,更重要的是文学风格、思想倾向上的共通性。袁家骅、朱谦之等人的思想以情本论为核心,他们对情感的重视,既直接受郭沫若等人影响,也在思想源头上与创造社诸子共享着柏格森、尼采、弗洛伊德等新浪漫主义思潮,及陆王心学的传统。朱谦之等融合情本论与生命进化论提出的情本革命论,与郭沫若等人早期的革命观,都属自然生长的革命论。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重"情"的文学,为时代提供了抒情的形式,这个共情的机制,也成为青年认同创造社的桥梁。

浪漫的宗教心灵——五四时期朱谦之的生命求索

五四是一个主流价值失落的时代,知识分子面临着寻求新信仰,以安顿心灵的任务。五四又是一个怀疑的时代,知识分子自以为找到信仰之时,又遭遇怀疑的纠缠。"信仰与怀疑"像一对双生子,拉锯着五四知识分子的心灵。朱谦之以浪漫不羁的狂人形象得名于五四,他敏感的宗教心灵,催逼他求索生命的超越意义;作为五四之子,"怀疑与信仰"的紧张使他在革命与自杀、希望与绝望中彷徨痛苦。通过朱谦之,我们可以深刻了解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复杂而丰富的精神世界。

朱谦之历史哲学述论

朱谦之的历史哲学,是以生物学上的生机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朱谦之对于历史学的性质、分类以及研究方法等,也有深入的探讨。

历史哲学视野下的哲学历史——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对世界哲学发展历程的独特解读

朱谦之把研究历史哲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追求,他的历史哲学也随着时代和境遇的变迁而几经变更其理论形式,但最能体现他在这一领域理论建树的是他的《历史哲学》。朱谦之在此书中不仅系统阐发了他的历史哲学理论,而且还运用历史哲学的理论方法来解析世界哲学的发展历程。与梁漱溟探寻东西哲学的不同发展路向有所不同,朱谦之则探寻东西哲学的共同发展路向,他认为中西印哲学都经历了上古的“全盛时代”、中古的“黑暗时代”和近代的“生命哲学”三个时期,而近代的“生命哲学”又经历了“文艺复兴”“启明运动”“现实思潮”和“新理想主义”四个阶段。

朱谦之历史哲学探索的心路历程

《历史哲学》与《历史哲学大纲》是朱谦之在历史哲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学术界研究其历史哲学所不可忽视的原典资源。然而就其研究历史哲学的学术生涯来说,它们只能代表其阶段性的成果。实际上朱谦之研究历史哲学大致经历了虚无主义历史哲学、新生机主义历史哲学、三民主义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四个阶段,这一心路历程见证了他从拒斥到拥抱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转变及其对大同共产主义始终不渝的追求。

试论朱谦之唯情哲学的理想人格

朱谦之以“情”为本体的唯情哲学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学者中曾有过广泛的影响,而他热情呼唤的“情人”人格理想,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朱谦之在强调“情人”行动的品格和“真”的价值取向的同时,不仅比较合理地回答了“情人”与“他人”的关系,也为“情人”注入了“自由”、“平等”的时代之音。他对“情”的高度关注,也启迪着后人更加合理地在人的性命中安置“情”的因素。

朱谦之哲学思想梳要

朱谦之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早年提倡无政府主义虚无哲学，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将柏格森生命哲学与孔子儒家哲学相糅合，倡导唯情哲学，以与唯科学主义相对抗。三、四十年代则以生命哲学为理论武器，建构其独特的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呐喊，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西方学说与朱谦之的历史学思想——以《历史哲学》为中心的考察

朱谦之是中国现代早期研究历史哲学的先驱。他对历史对象、目的以及历史哲学的方法等方面的论述,大都是在众多西方学说的启发下完成的,并对后世进行历史哲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谦之历史哲学思想观刍议

朱谦之的历史哲学思想以赫克尔一元论为出发点,以新生机主义和创化论为原理,提出了一种生物史观,认为历史哲学的任务是要在历史事实里寻出一种根本的发展和进化原理。而这种进化非达尔文的机械进化论所能解释,只有从新生机主义的角度去认识,才不至割裂历史发展的绵延活动性,进而形成了有别于实证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现代史学观。本文拟从朱先生历史哲学之定义入手,明其所指,浅谈其对于当前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朱谦之与“文化哲学”在中国的构建

朱谦之不仅是中国最早在高校开设文化哲学课程,还是中国现代科学、体系化建构文化哲学的第一人。他在前人文化反思的基础上对文化现象进行哲学思考,谋求现实文化问题的理论解释与解决,构建了他心目中的文化哲学体系。朱谦之对文化哲学开创性的探索对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启示。

朱谦之“唯情哲学”批判

朱谦之的唯情哲学在中国近代哲学中独树一帜,它以非理性的“情”作为宇宙、人生的本体,以与情合一的直觉作为哲学的根本方法,并通过“性情”之辩提出了情善说,论证了情这一非理性要素在伦理价值中的正面意义。这些思想不仅对于唯理性哲学具有纠偏作用,而且对于全面地理解个体生命,对于哲学的健全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