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轼《仪礼》研究探微

清代前期,一部分学者试图跳出传统礼经学的诠释范畴,企求从"礼时为大"的诠释理念出发,在《仪礼》与民间礼俗之间达成一种契合,努力沟通礼经与历代民俗礼制之间的密切关联,发掘民俗中"草蛇灰线"式的《礼》经遗制,江西高安朱轼便是其中一位很有代表性的学者。作为清代前期经俗互贯派礼学研究的一位代表人物,朱轼从矫正时弊、力崇古道的著述目的出发,在康熙后期费时三年,撰述完成了《仪礼节略》20卷,充分彰显和体现了朱轼本人对于儒家传统礼制日常践履教化功用及其实践价值取向的高度体认。朱轼著述《节略》一书时,特别崇尚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中张扬的礼学发展眼光,并从强调礼文的实用性、可操作性视角出发,反对此前许多学者拘泥于遵循以《仪礼》为代表的古礼规制的传统解经做法,提出"古礼当辨正"对待的观点,推崇"凡礼皆以义起"的学术思想,倡导并积极响应现时代礼制重构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自小戴《礼记》以来的礼学主张可谓一脉相贯,体现出淡化尊经的治礼风格,从而顺应了康熙年间朝廷尊崇和加强礼制文化建设的现实需求。由于朱轼极其关注和重视朱子《家礼》,因而《仪礼节略》在礼目设置和仪文的编排上,与历代专为诠释《仪礼》经文而设的礼经学著作颇为不同,更加重视发覆礼目仪节的明晰度和可操作性,并充分吸纳了陈祥道《礼书图》、聂崇义《三礼图》、朱子《家礼》等著作的礼图诠释成果,将繁文缛节的礼俗规制更加直观化。受当时治学思潮和风气的影响,朱轼同样重视文献搜罗与征引之功效,一方面,《节略》引书旁及晋、唐、宋、明诸礼书,举凡近世儒者论说于礼稍有发明者,辄随所见采入,以求适合;另一方面,又特别讲求文献征引的准确性,所引文献有文辞出入之例,则更订校正之,对当时清廷施行及改革清初的礼制仪俗的举措,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作用。

朱轼与浙西海塘工程

朱轼是对清代海塘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开创性人物。在浙江巡抚任上,他主持修筑的的海宁老盐仓鱼鳞大石塘,具有塘基更牢固、塘身结构严密、护塘工程完善、海塘管理到位等诸多优点,抗潮御灾功能更强,被公认为是海塘工程的样板,因此成为清政府不惜花费巨资而大力推广的筑塘范式。

“百僚之师”朱轼的为官之道

朱轼为官,强调廉、才、慈惠、强干四者兼备。以此为指导,他断狱不阿上官,公明廉谨;在地方主政时能因地施策,作育人才;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权责分明,赏罚有度;为政四十余年,清而不苛,始终把解决有关民生的实际问题作为政治追求。朱轼塑造了古代官吏典型的正面形象,其为官之道,对现代领导干部仍具有重要启示。

朱轼及其墓地

朱轼(公元1665—1736年),字若瞻,又字伯苏,号可亭,卒谧“文端”。世居坡山(以宋苏东坡游留得名)民溪里(今高安县村前艮下朱家村),系坡山始祖茂公派下的第十六世孙。 朱轼出身贫寒,自幼随父授徒为活。

在学问与事功之间——朱轼的礼俗观及实践

康熙以来,正礼俗、兴教化成为统治者实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朱轼重视正风俗是对康熙、雍正崇俭黜奢治国方略的回应与贯彻。朱轼对正礼俗的重视还与他崇奉理学的文化价值取向相关。朱轼既认可古礼的价值,又不迷信盲从。他根据时下的境况,对古礼中的名物、仪节、制度加以改造,从而实现古为今用。其还通过对时下礼俗进行批判,从而移风易俗。朱轼在醇化礼俗方面立身作则、不苟同流俗,并对厚风俗的根本途径作了探寻。朱轼阐发礼俗观以及在礼俗方面的实践直接关系社会教化和生民福祉,是十八世纪理学官僚在学问与事功方面的缩影。

朱轼植树轶事

在浏阳文家市镇岩前村槐花塅的马场河边，有两颗硕大无比的古樟，其干需要四五个人牵手才能抱得住，树龄已逾300年，相传是清朝康熙年间皇臣吏部尚书朱轼所栽，并有一段感恩情缘和催人奋发的动人故事。

朱轼——经学名士修海塘

朱轼（1665-1737年）,字若瞻,号可亭,江西高安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3朝重臣,经学家、文学家,做过乾隆皇帝的老师。有德政,以清廉审慎出名。任浙江巡抚时,首创“水柜法”修筑海塘,为治理沿海水患作出了重要贡献。

“百僚之师”朱轼的为官之道

"百僚之师"是清代名臣张廷玉对三朝元老、帝师朱轼的评价,表彰其为官行政堪称典范,足为后世效法。朱轼,字若瞻,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今属江西省高安市)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进士,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8兵二部尚书。朱轼是乾隆皇帝的老师,随侍讲习最久,对少年弘历有"启沃之功"。他不仅为官刚正不阿,颇具惠政,而且经史百家,无所不通。那么,朱轼的为官之道到底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能得张廷玉"百僚之师"之赞誉呢?

为“心学”正名:《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卮言

朱轼等所纂《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一书尽管有其强烈的政治意图,持论未尽公允,但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在王学被大批判以及宋明心性之学衰微的情形之下,清初官方对"心学"传统的坚守以及"心学"与道统建构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说明"吕留良案"在文字狱层面之外还有其更值得探求的"心学"意义。在传统语境中,"心学"不与陆王之学对等,而是包含陆王之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的指称,并且可以上溯为尧舜禹相授受的道统,是华夏先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的最高哲学概括。考察这一广义"心学",对于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质、启示当前的文化复兴不无裨益。

高安县公布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高安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于1982年在全县进行了文物普查,共勘查文物点382处,其中有254处通过鉴定、核实,载入了文物档案。为了巩固文物普查的成果,切实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加强对全县文物古迹的保护。经省、地、县文物主管单位的验收、核定。

黄鼎《借园八境册页》浅析

黄鼎是清初"娄东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善画山水。《借园八境册页》册页是他专为朱轼而作,共8开,每开画面主题各异。从绘画风格、意境营造以及附页中的题跋等方面着手,可以发现黄尊古的师承、画风和性情,并依据题跋和民间传说了解朱轼的生平和仁政爱民的思想。

略谈清代科举制度(续)

四满清统治集团为了使“抡才大典”达到予期目的,也曾多方设法,“严防弊窦”。他们对各级考官,不但严格规定其级别、出身,审核他们的“学识”、“品德”,而且确立种种定规,严加约束。最常用的是所谓奖惩之法。他们对那些忠实履行职责的各级试官,即予以升官晋爵。如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会试,总裁朱轼、张廷玉,因“持择公允”,加太傅太保衔。而对“衡鉴不公、草率将事”,特别对交通关节,接受贿赂的,则“严惩不贷”。如顺治十四年丁酉乡试,顺天同考官李振邺、

高安本《大戴礼记》考论

康熙年间,高安朱轼所刊《大戴礼记》是清代《大戴礼记》的最早刻本,也是被研治者长期忽略的本子。该本是依据南宋韩元吉刻本《大戴礼记》校刊而成,后人谓其出自明代袁氏本抑或程氏本,都无显据,只是推测而已。高安本《大戴礼记》经朱轼校勘并施以句读,因而自成一系,被后世研究《大戴礼记》者,如戴震、孔广森等人所广泛参考,具有重要的版本与校勘价值,实开清代校勘《大戴礼记》之先河。

上海三元宫坤道院

三元宫坤道院坐落在上海市川沙县严桥乡境内,北面有著名的吴淞江,西临闻名中外的黄浦江岸,实乃风水宝地。它是目前上海地区唯一的一座道教坤道院,经1989年重新修缮,雄伟的大殿,高耸的牌楼,明净的经堂以及栩栩如生的塑像,皆焕然一新,它正以崭新面貌迎接四面八方接踵而来的香客和游人。三元宫始建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原名周太仆祠,或日周郡侯祠,俗称周太爷庙。庙占地面积仅三亩余,历史也不算长,但在上海道教历史上却有一定的影响。

那淡淡的背影

走出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景贤贾家,我印象最深的,除了清一色的青砖灰瓦和铺就在弯曲深巷中的长长石板路以外,还有那别致的村落布局、典雅的建筑装饰、文情脉脉的匾额楹联和堂号……然而当我提笔时,发现这些积厚流广的历史遗存给我的只是一个淡淡的背影。位于高安新街的景贤贾家又叫畲山贾家,在赣鄱文明的孕育过程中积淀起厚重的历史文化。据贾氏族谱记载。